从老金头去世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在这期间，西皇城根的宅子中，发生了许多事情。
    刘老师夫妇走了，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刘汗青，在首都和平解放前，被裹胁到了湾湾。他们的大女儿刘菡雯，在孙家2万美金的资助下（得到老金头遗产的孙家，还是非常富裕的），正在欧洲留学。曹天宝将情况写信告诉了她。刘菡雯没有回国，直接从欧洲去了湾湾，找到了他的父母和弟弟。这些年，通过香江郑子芸家的中转，刘家和孙、曹两家书信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转业归来的孙承和曹大厨，又干起了自己喜欢的老本行。孙承在首都房管局工作，正处级，带工程队进行公共设施的修缮。曹大厨则是正科级，去了华北楼饭庄当店长。孙承的妻子姜秀萍早他们一年就在教育局工作了，后来还把出了哺乳期的郑子芸拉了进去。她们和其他同志组成的工作队，十几年如一日，在首都的农村开展扫盲以及适龄儿童入学的宣传教育。其间，她们先后多次荣获了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主席和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也是孙、曹两家在十年特殊时期，没有受到迫害的根本原因。
    小院中又出现了新的面孔，孙家老三，孙承的小女儿孙卫红，与曹勇的妹妹曹月，先后脚地出生了。
    有生就有死，这是生物的客观规律。
    小院中的4位老人，先后病逝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孙承，因公牺牲了。
    那是在曹勇去往香江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的傍晚，孙承带队在某部委的办公院中进行危房抢修。房子旁一棵大树的树枝被风刮断，压在本已岌岌可危的房顶上。房塌了，身先士卒进行工作的孙承牺牲了，终年48岁。
    孙承是小院中的主心骨，他的离世，仿佛天塌了一样。当时事发突然，姜秀萍郑子芸的工作队，还在远郊的山区里工作，一时联系不上。孙家老大孙卫国，在水木大学土木工程系，准备上最后一年学，现在正利用假期，在跟着工程队实习。
    院中就剩下准备上高三的孙卫民和小学刚刚毕业的孙卫红、曹月三个小的，在家过暑假。这时，平时闷声不响的曹大厨挺身而出。接到消息的他，没有慌乱。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一边陪伴、安抚三小，一边妥善安排好孙承的后事，直到其他人得到消息，陆续赶回家中。
    几天后，在八宝山首都革命公墓的三号告别室，被追封为烈士的孙承同志追悼会正在进行着。庄严肃穆的灵堂中，孙承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原部队的首长、战友，以及孙承生前的好友，聚集在这里，与孙、曹两家人一同追忆着孙承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并向孙承的遗体告别。
    姜秀萍带着孙卫国、孙卫民兄弟俩，忍着泪水，看来宾表示感谢。而躲在后面的郑子芸，和孙卫红、曹月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卫国的未婚妻李翠凤，搀扶着住院多日，自知时日无多的古稀老人曹天宝，站在一旁。她不时用手帕擦拭着老人眼中流出的泪水，却不知自己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珠。
    曹大厨再也忍不住了，他冲出礼堂，蹲在墙边号啕大哭。孙承如亲哥哥一样关心爱护着他，小时候，孙承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肩膀，为他遮风避雨；长大后，以身作则，引领他寻找人生的方向。泪眼婆娑中，曹大厨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孙承那宽厚、睿智的笑容。
    遵照孙承生前的意愿，他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由长子孙卫国在一年后，撒入大海。在转业回来后，孙承按照遗嘱，也是这样处理老金头的骨灰，他很认可这种做法。孙承说：“死人还能跟活人争地不成？如果人人死后都要一块地，那若干年后，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能有什么？自我以后，家人全部这样处理后事（火化加海撒）。”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活仍然在继续。
    1965年对小院里的人来讲，很是平淡。孙卫国毕业了，分到了国家建工总局。孙卫民高中毕业，带上了大红花，参军走了。这哥俩算是把孙承的事业，分头继承了下来。姜秀萍和郑子芸继续下农村扫盲，孙卫红和曹月小姐妹俩一起上初中二年级。孙卫国的未婚妻李翠凤也毕业了，分到了华夏青年报社，其它也没有什么了，对了，曹大厨又胖了两斤。
    接连失去亲人的小院，在65年缓缓地休养生息。原本应逐渐恢复生气，结果却在1966年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为教育局干部的姜秀萍和郑子芸，在红小将们试图抓走她俩进行批斗的时候，郑子芸机警地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她们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与主席的合影。照片一出，鬼神避易。红小将们仓皇离开了。这时工作队的工作早已停顿了下来，大家人心惶惶的。教育局的领导，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将他们分散调到了下属的幼儿园。当时，学校都已经停课，孙卫红和曹月也回到家中，教育系统唯一未受牵连，还勉强维持运转的部门，就只有幼儿园了。同时，华夏青年报停刊，李翠凤因为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毕业工作不足一年，平时又表现良好，所以审查合格后，被调到公民日报社工作。
    华北楼的店长曹大厨也涉险过关了。原本他的职务是属于被批斗范围的，但一来他是军转干部，有政治印象加分；二来，华北楼所属的武宣区红小将中有一陈姓头目，以前曾和家人在华北楼吃过饭，对曹大厨的厨艺很满意（曹大厨经常“不务正业”，抽空就跑到后厨亲自掌勺，并会询问顾客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曹大厨便逃过一劫。
    福祸难料，曹大厨这边因为陈头目的原因，躲了过去，但小院这边就有了麻烦。小院属于cx区，这边的红小将头目是武宣区的死对头。原本不在意的他，得知那边陈头目出面保下了人。他本着对手做的事，自己一定要添乱的原则，一纸命令，将小院征用，后来又嫌小院太小，索性将原宅基地的另外半边的房子，也作为驻地一起征用了。
    被赶到大街上的孙、曹两家，抱着匆匆收拾的行李，正手足无措的时候，一辆疾驶过来的卡车，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陈头目听说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强征民宅，把自己刚刚保下的人赶出了家门，顿时大怒，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于是他派车将孙、曹两家接到了自己管辖的武宣区，并找了一个院子把两家人安置了下来。
    院子在和平门到前门之间的胡同里，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总共也就50多平方米，只有一溜四间偏房（房子东西朝向），房间也很小，不足10平方米，原来孙家宅子，正屋最小也在20平方米以上。
    条件相比原来，艰苦了许多。但这时，两家人没有怨言，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这动荡时期。
    新家虽小，却被两家人安排得井井有条。曹大厨夫妇、姜秀萍各住一间，孙卫红和曹月合住一间，孙卫国准备结婚，所以也单住一间。他们在院子不大的空地上，还搭起了一间小厨房和一间饭堂，像以前一样大家共用。
    运动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展开，孙、曹两家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生活着。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68年10月的一个傍晚，准备在春节与孙卫国结婚的李翠凤，下班后匆匆跑过来，说了一个对孙、曹两家，尤其对孙卫红和曹月来讲，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