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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文化前线

    许正道看到吴精的表情就想起了后世那个经典表情包“贱不贱啊”,不由笑了起来:“《历史的终结》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引发了轰动,很多人觉得福山说得特别对。我们国内很多人也相信这个,很多大学教授开口闭口民主自由,就是受这个影响。其实国外有不少人反对福山的观点,包括福山的老师萨缪尔亨廷顿。他写了一本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对福山的观点进行反驳。他在书中将世界划分为七种文明,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之前依照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的时代已经过去,冷战后各国会依照文明的归属来确立阵营,进行对抗,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书中亨廷顿预言海棠国必将崛起,而海棠国的崛起会对以花旗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事实上,西方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海棠国必然崛起。花旗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打压我们,前几年在wto上卡我们脖子,炸我们大使馆。小布什上台后,更是把我们定位为打击对象。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应该感谢本**。他把双子大厦一炸,花旗国就开始搞反恐战争,就没有精力搞我们了,为我们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李乘风问道:“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崇洋媚外呢?”
    许正道许正道缓缓地道:“1994年,北平大学海棠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写了一本名为《海棠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书。在这本书中,林毅夫先生预测了海棠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可能达到的规模。他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海棠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会赶上花旗国。按gdp计算,海棠国则会在2030年超过花旗国。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准确的,按照海棠国经济现在的增长速度,在2030年我们gdp肯会超过花旗国。
    在海棠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政治和军事必然会崛起。刚才我已经讲了,文化具有滞后性,文化崛起往往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达成后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我们的文化自卑、以及崇洋媚外的现象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花旗国在gdp成为世界第一后,用了5,60年才能摆脱文化自卑,真正成为文化强国,我们跟花旗国不一样,花旗国原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源自于英国、源自于欧洲。所以,花旗国取得文化独立,建立起自己文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曾经无比辉煌,我们摆脱文化自卑肯定不需要花旗国那么长的时间。
    相信随着海棠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一定会出现民族文化复兴的浪潮,而这个浪潮大概在十年后就会逐渐兴起。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呢?没有学者对此作出预言,这个问题也很难有答案。我觉得2049年,在新海棠国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了,到那个时候崇洋媚外的现象应该已经逐渐消失。”
    吴精他们觉得许正道的话有点太夸张了,现在中国gdp才排第六,人均gdp只有可怜的1500美元,还比不上很多国家一个月的工资,2030年怎么可能超过花旗国。不过他们还是有点心潮澎湃,感觉内心有某种情绪在涌动。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能够崛起,民族文化也一定能够复兴。
    李乘风有些感叹地道:“要是真的在2049年就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就好了。那时候我们才70多岁,还干得动!到时候我也老夫聊发少年狂一把,去睡遍欧洲!”
    男人们听到这话都哈哈笑了起来。
    张如玉呸了一口:“你这货总有一天会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李乘风厚颜无耻地道:“你说对了,这就是我的终极梦想。”
    吴精问道:“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许正道深深吸了口气:“在讨论做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西方文化输出体系是怎么运作的,要理解文化主权和审美主权这些概念。拿我们电影行业来说,电影分为两块,一块是商业电影,一块是艺术电影。商业电影话语权在好莱坞手中。好莱坞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完成了产业升级,将高科技运用到电影拍摄中,营造出惊人的视觉效果,从此好莱坞电影开始横扫世界。
    你们去看好莱坞电影的话,会发现里面的华人往往都是小眼睛、塌鼻梁、高颧骨,本来很多华人演员不是这样的,但好莱坞都会把他们化成这样。他们在选演员的时候,也会尽量去选那种小眼睛、塌鼻梁、高颧骨的演员去演,要是你眼睛大一点,他们就不会选你,会说你这不是典型的亚洲人长相,说你不像亚洲人。
    如果说好莱坞商业片是以特别直接的形式对海棠人甚至东方人形象进行刻板化描绘,那艺术电影则是通过潜规则,对其他国家的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戛纳电影节是三大电影节之首,被很多人称为艺术电影的殿堂。在1978年之前,戛纳电影节参赛电影,由各个国家选送的。从1978年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自己选片,不再由政府推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电影节选择的都是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电影。在八十年代有相当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戛纳获奖,比如波兰的《铁人》、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去》。这批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反体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戛纳电影节现在形成了一套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选片制度。对亚洲和东欧电影,基本上只选两种,一种是探索性特别强的电影,另外一种是揭露前体制或者现行体制的电影。我们海棠国电影要想入围、获奖,基本上是两个套路,一个是反体制,另外一个是展现海棠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的套路来,那你的电影就有可能走入所谓的国际视野,会有国际操盘手为你投资,送入各大电影节,西方媒体连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声筒,会接力棒似的为你欢呼叫好,让你一夜成为电影大师。如果你不按他们的套路来,哪怕你电影再好,艺术水准再高,也很难得到电影节认可。
    我们国家虽然跟西方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不是没有高楼大厦,不是没有繁华都市,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很多,为什么没有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是讲当代故事?为什么我们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都是反应老少边穷的电影呢?因为你拍高楼大厦别人根本不认。
    戛纳通过一套潜移默化的规则告诉海棠电影人,你们海棠只有拍矿难、只拍有卖血,只有拍贫困落后才能得奖,只有拍这些你们的电影才在反应人性,才是真正的艺术。电影界推崇戛纳的,基本上就两种人,一种是特别傻,被别人的规则洗脑了;另外一种是特别聪明,知道这套规则存在,但为了获奖出名,专门去拍这种电影。”
    徐帧有点不敢相信:“戛纳不至于这样吧?”
    李乘风直接道:“你就是属于比较傻的那种。”
    其他人听到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徐帧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自己的光头。
    许正道淡淡一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99年,陈艺谋带着《一个都不能少》去戛纳参赛。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发现有升国旗唱国歌的镜头,就认为电影是在美化海棠国,是在替政府宣传。《一个都不能少》你们都看过,这部电影有提政府宣传吗?没有吧!雅各布很喜欢陈艺谋的另外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就建议张艺谋撤回《一个都不能少》,让《我的父亲母亲》到戛纳参赛。陈艺谋向雅各布解释,自己的电影没有替政府宣传,也不希望被政治解读,但雅各布不听,认定《一个都不能少》是替政府宣传。陈艺谋一怒之下,退出戛纳电影节,并发表一封公开信进行谴责。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那?”
    徐帧说不出话来,他知道陈艺谋与戛纳决裂这事。当时陈艺谋的公开信就发表在报纸上,他读过之后也相当气愤。
    许正道微微叹了口气:“崇洋媚外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碾压,造成的文化主权,以及审美主权丢失。如果你们去观察大学教授的话,会发现一个想象。文科教授中仇恨我们这个国家,崇拜西方的特别多,理科和工科教授也非常多,但相对而言要少一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话语权上。
    理科和工科的东西是实打实的,只要我搞出来了,你不承认都不行。比如火车,要是我们搞出时速1000公里的火车。我就是最快的,你扯其他的没用。这东西是实打实的,是有数据的。文艺作品是没有标准的,是不能用数据衡量的。当话语权在别人手中的时候,别人说你是好,你就好的;要是别人不承认,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在业界也很难得到认可。
    你们去看全球文艺界最受关注的奖项,电影的奥斯卡奖和三大电影节、音乐的格莱美奖、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等等,这些文艺类的奖项,全部在西方人手中,规则是他们定的,标准由他们说了算。只要你想得到文艺圈认可,就只能按照他们的标准来。
    什么是文化霸权?这就是文化霸权!
    什么是审美霸权?这就是审美霸权!”
    现在众人都怔怔地看着许正道说不出话来,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一刻,他们切实体会到什么叫文化霸权,什么叫审美主权丢失了。
    “就像亨廷顿说的那样,现在主宰世界的是文明冲突,是文化领域的战争,而文化领域就是战争最前线。文化领域中的每一个人都身在战场,都在最前线作战。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作战,每个人都是战士。唯一的区别是,你的枪口是对准敌人。”许正道有些冰冷的目光在现场众人的脸上扫过,最后露出一抹有些阴森的笑容,“还是对着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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