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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是宋哲宗赵煦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
    那时，赵煦因为年纪小，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
    高氏为了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起用砸缸的那个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
    这一派，即所谓元祐党人，又称旧党。
    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
    高滔滔去世，赵煦开始亲政后，为了收回皇权，全面推翻了他恨之入骨的高滔滔实施的政策，启用元丰党人章惇为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并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赫赫有名的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旧党人士皆遭流放。
    宋徽宗赵佶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启用过元祐党人揽权，使得旧党之人又得以回到朝堂之上。
    后来，向太后去世，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展开激烈的斗争。
    赵佶起初本想调和新旧两派，使他们携手共建大宋。
    但后来，赵佶发现这根本就行不通。
    经过一番抉择，赵佶最终选择新党的杰出人才蔡京担任宰相，将年号定为“崇宁”，意为推崇熙宁。
    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那十年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王安石变法也称“熙宁变法”。
    同时，那十年也是赵顼向西开边的十年，赵顼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公里。
    赵佶使用“崇宁”这样一个年号，很显然是在以此表明他决心推行新法，继续走他父皇赵顼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蔡京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喜欢排场，善于交际，锋芒毕露，敢于决断，不怕得罪人。他相貌儒雅，举止潇洒，学识渊博，气质卓越。他与弟弟蔡卞在东京太学读书时，便以博学多才蜚声校内外。
    入仕之后，蔡京在崇文院校书、中书礼房习学公事、大理评事、权提点开封界诸县镇公事、起居郎等很多岗位上得到历练，他每一职都春风得意，如鱼得水。
    后来，蔡京担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出使辽国，他的才华和风度让辽国君臣称赞不已。
    蔡京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国后不久，便晋升为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是皇帝身边负责起草诏令的秘书官，参与决策与政务运作，属于政府高级官员。
    三十八岁时，蔡京便被赵顼委以重任，担任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开封府位居首都东京，乃“天下首府”。权知开封府，即统揽京城汴梁一应行政、司法，民生等要事，地位显赫，实权在握。
    可以说，蔡京是一步一步从最底层爬起来的能臣，当时的很多大人物都认可蔡京的才华，很多人也都畏惧蔡京的才华。
    这使得蔡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起起伏伏。
    赵佶任用蔡京为宰相之后，蔡京立即开始对元祐党进行打击，其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手段之狠毒，可以说骇人听闻。
    （具体就不说了，想知道的，自己去查。）
    只说，从崇宁元年夏天到崇宁三年夏天，蔡京组织力量，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成员。
    赵佶下诏：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蔡京请赵佶将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
    这就是所谓“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旨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为变法改革开辟道路清除障碍。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关键，蔡京的政治作风，一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赵佶感到很不舒服。
    赵佶因此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
    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直到崇宁五年正月，机会终于来了。
    当然，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
    如此天象，让信奉道教的赵佶有些惊慌不安。
    一些大臣便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
    中书侍郎刘逵趁机劝赵佶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并说：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赵佶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忽然发现石刻被毁，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赵佶实在是无法容忍。
    不久，蔡京罢相，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然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事业全部废止。
    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可那时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赵佶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觉得他们两个蠢货除了会破坏以外，什么都不会，进而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
    而且，客观地讲，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的确让当时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一、政治上，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
    二、经济上，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三、军事上，大宋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
    四、教育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网络，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
    五、民生上，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惠及全民的一项民生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回过味来的赵佶，觉得他根本就离不开蔡京，于是又令蔡京复相了。
    可赵佶依旧担心蔡京专权架空他，进而在任用蔡京等新党的同时，也大量任用旧党，两党又开始争斗起来。
    到了宋钦宗赵桓登基，蔡京彻底离开朝堂，被打为六贼之首，再无人能压制党争，新旧两党的争斗全面爆发。
    公平的说，赵桓之所以战和不定，一直左右摇摆，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在新旧两党的争斗当中左右摇摆。
    换而言之，新旧两党的党争，是促成靖康耻的原因之一。
    秦桧所实施的商政，源自于新法（其中又加以一定的变化）。
    这是典型的新党思维。
    因此，秦桧自然而然的就被划进了新党的范围，自然就要遭到旧党人士的打压。
    那些雪花一样的弹劾秦桧的奏折，其实主要是旧党人士在抨击秦桧。
    新党人士见此，纷纷摩拳擦掌，准备予以还击。
    换而言之，随着汴梁城解封，政治全面恢复，新旧两党的争斗也开始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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