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这一年的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票通过。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
    当然无人会被“推戴”没人敢于被“推戴”，也没人敢于“推戴”别人。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并假惺惺地说什么“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收到袁世凯的申令之后，当然要进行第二次推戴，参政院即于当日午后五点再次开会，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获得了全体通过。这次，推戴书极力颂扬了袁世凯的功德，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因此，希望袁世凯能“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
    理所当然地要被驳回。
    如是者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了。
    到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他的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此时的袁世凯，如同被将士披上皇袍的宋太祖一样，半推半就中完成了称帝最后的程序。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上应天命须有礼。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有名声的文人给他鼓吹，在当时最出名的要属章太炎了，也被诱骗到北京并被软禁在龙泉寺。当然，待遇是优厚的，安排了两个下人，每月特供生活费600大洋，比教授的收入都高，那是想着能让他回心转意呢。
    到了登基前，袁世凯想让他写“劝进书”。这回章太炎难得地同意了。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气得冒烟，但鉴于章太炎巨大的名望又不敢加害，只能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便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小小的不愉快不影响大局。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地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 (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