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夫人紧张地问：“枢相，到底发生了何事？可是四郎在策论中有什么悖逆之言，惹了官家生气？”
    曾布继续盯着曾纬，冷笑道：“呵呵，恰恰相反，吾儿此番，一篇策论当真作得花团锦簇，知贡举的蔡大学士，从头到尾读给官家听了，官家当即将四郎的文章拔到殿试第三名。”
    魏夫人讶异：“那，那枢相的气，从何而来？”
    曾布的目光移到妻子面上：“你想听四郎的策论都写了什么吗？我背给你听——‘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元祐臣僚，无论鹤发青春，皆为宵小，棋布要路却祸国殃民，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熙宁全是，元祐全非，元丰变法，岂可损益’、……”
    魏夫人听完，顿时明白了。
    她和丈夫的夫妻情份，如今已所剩寥寥，但既然还是身有诰命的曾枢相嫡妻，魏夫人对于丈夫的政治立场，仍保持着高度敏感的关注。
    自官家亲政、新党又被重用后，丈夫曾布虽与章惇、蔡卞一同回朝，身居宰相之位，但自去岁初开始，曾布就在是否清洗旧党臣僚、是否全盘恢复元丰年间的新法等国事上，与章惇、蔡卞政见相左，矛盾日益激化。
    而曾纬的策论之语，那些对元祐臣僚严苛打击、对变法派全盘接受的话，恰是站到了父亲政敌的立场上去。
    曾布见曾纬垂袖而立、闷声不语，越发怒意横生道：“怎么？不敢说话？你在金銮殿上敢写，不敢在自家院中承认？好，我再问你，‘欲与夏人画河为界、以图休兵息民，乃杂赁院妇人语’，可也是你白纸黑字写在策论中的？”
    魏夫人闻得此言，更是倒吸一口冷气。
    曾布都知枢密院后，希望宋军止步于横山一带、宋廷与西夏人画河为界的主张，上至官家，中及文武百官，下至布衣庶民，几乎都晓得，市井中的说书人、杂剧伶人等，亦常将曾布比作盛唐时不贪边功、爱兵惜战的仁义将军王忠嗣。
    “当时在政事堂中，我看着这满纸荒唐恶劣之语，当着官家的面质问蔡京，如此文章，怎可取为一甲头几名，那蔡京故作惴惴地望向章惇，章惇满面得意地吹赞一通，撺掇着官家取此人为榜眼。我竭力反对，终究无法说服官家。结果，结果卷子拆开，我曾布自己儿子的大名竟赫然其上！这脸打得，当真彻底！”
    曾布说到这里，素来的涵养早被痛心的怒火烧了个干净，他再无迟疑，扬起袍袖，一巴掌打在曾纬的面颊。
    “你这逆子！今日在殿试策论中，能说你阿父对西夏开边的主张乃杂赁院妇人语，明日在文德殿上，还有什么血口喷人的话对我说不出来？！”
    曾布到底已是花甲之人，急怒攻心，打完说完，竟是一个趔趄。
    曾纬顾不得捂脸，忙抢上前来要扶住父亲，却又被曾布一袖子甩开，幸亏曾府机灵的仆从们见枢相暴怒，早已做好了准备，纷纷聚来，左支右架地搀稳了曾布。
    混乱间，曾纬双膝贵地，不再强词夺理，而是哀求道：“父亲莫怒，请父亲原谅儿子这一次！儿子耻于以门荫入仕，苦读经年，只愿堂堂正正地凭文章策论金榜题名，故而，故而，下笔时，揣，揣摩着官家的心思去……”
    曾布气得发抖：“耻于以门荫入仕？你这是连你大哥的脸也一起打了吗？你揣摩官家的心思？官家就算执意开边，又何时骂过堂堂枢密院都知是杂赁院的妇人？这话分明只有那章惇的嘴巴里，才说得出来！”
    魏夫人见儿子越辩越黑，只得一改向来对丈夫的倨傲冷淡的态度，带着谦卑的姿态帮宝贝儿子救火：“枢相，夫君，四郎不过是曲意制策、求个功名而已，他这几年给你往来办事，从未出过岔子。四郎已经二十有三了，今岁偏偏又是蔡京知贡举，四郎若不在策论中写得激进些，怎逃得过被黜落的结局？”
    曾布喘着粗气，盯着妻子看了片刻，又转回去瞪着儿子。
    这两双几乎一模一样的好看的眼睛里，投射出一模一样的哀戚无奈的目光。
    听到魏夫人方才最后半句话，曾布不知为何，想起当年自己与张氏的事被妻子知晓后，妻子便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喃喃道：“世间最是情伤人，你我怎逃得兰因絮果的结局。”
    曾布觉得心中有块地方被狠狠地踩了一脚。
    他在盛怒中，倏地意识到，或许，正是自己一直来的所作所为、排棋布阵，令年轻的儿子也以为，“不择手段”四个字，乃是步入宦场的必要条件。
    曾布长叹一口气，摇摇头，向妻子道：“你老了，忘性也大，你想想，那天他殿试回来，我们问起他写了什么，他是怎么回答的？”
    魏夫人语噎。
    曾布看着曾纬：“你可以曲意制策，但你不能哄骗我和你的母亲。你母亲老了，我其实也老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已经猜不到了。”
    曾布说罢，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出海棠院。
    ……
    这个仲春，大宋天子，官家赵煦，有点忙。
    前脚刚参加了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为新科进士们举行的琼林宴，后脚就要于宣德楼上主持献俘礼。
    两百年前，曾经与大唐对峙多年、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中迅速崩塌，王室分裂成多个零散的武装力量，其中一支来到与汉人王朝接壤的河湟地区，领袖为吐蕃人唃（音gu，第一声）斯罗。
    随着党项人的崛起、西夏王朝的建立，战力衰微的吐蕃人根本抵挡不住夏人的铁骑，吐蕃首领唃斯罗开始实行“联宋抗夏”的政策。
    众所周知，宋仁宗时，大宋与辽国的关系进入蜜月期。而就在这个时期，大宋与河湟青唐吐蕃人的关系，同样堪称融洽。
    短短几年间，宋仁宗就授予了吐蕃首领唃斯罗宁远大将军、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等头衔，并向吐蕃政权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
    当年的唃斯罗在大宋王朝的支持下，忠诚地履行盟友义务、牵扯西夏武力、减缓其对大宋边境的军事压力时，一定想不到，不过到了自己的孙子辈，宋蕃关系就急转直下，以至于兵戎相见，宋人甚至对战场上明确投降的吐蕃军，作出“杀降”这一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算得缺德的行径。
    宋神宗时代，在变法派激进的开边军事政策影响下，嘉佑二年龙虎榜的进士王韶，提出“欲取西夏、先复河湟”的主张，并因此获得主持边事的权力。
    因为“熙河拓边”的武力行动，大宋王朝与吐蕃首领、唃斯罗孙子木征彻底决裂，木征与子孙倒向西夏。
    大宋边军在西北，与夏蕃联军互有胜负。
    或许当年杀降后带来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令宋军主将不得不在大国之间战争的基本人性底线上有所忌惮。今春边境的几场战争，熙河路刘仲武俘获了部分吐蕃人将帅后，奏请朝廷留了他们的性命，一路送来汴京，在宣德楼下举行献俘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