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炜说道：“国企的现状，大家应该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否则现在也不会搞改制了。但是仅仅搞改制，将国有资产所有权转移到外资的手中，并不是最佳的手段，应该看到，民营经济对于经济整体的良性刺激作用是巨大的，想要使中国经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使民营企业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至少是不能够持打压的态度。”
    “国退民进，会使现在的国企的日子更加困难的。”袁东陵提出了反对意见。
    曾炜摇头叹道：“袁叔叔，你这种看法就更加错误了！有竞争才会分优劣，你还没有实施国退民进的策略，就已经自我宣判了国企在民营企业面前没有竞争力，这让我说什么为好？”
    “竞争的作用不止是负面的，对于国企的改制和进步，也有巨大的刺激作用。现在要做的并不是要考虑该不该引入竞争机制，而是如何让国企在竞争中焕发出活力来，这才是正解。”
    “我本来就是主体，为什么现在要打破主体，参与竞争？”林志烜问道。
    “问题是这种主体现在是否还具有优越性？”曾炜一针见血的指出关键所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规律是客观的，并不是说经济基础一定能够决定上层建筑。否则共产主义不可能在苏俄或者中国取得胜利。而经济基础的定性也不是人为可以操控的，试图用一种并不符合现有社会框架的经济模式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以此来巩固上层建筑，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巨大的反差和过敏反应，很容易造成两者的同时坍塌，所以我们现在要改革。”
    ………………
    杨志成作为现在的古丹县一把手，对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了解，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他说出了心里面的忧患道：“国退民进，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一旦放开，就很难预测到后果，因此我们很难下定决心。尤其是社会反映，老百姓的反应，老同志们的反应，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在这种重大的决策面前，我们不能不谨慎再谨慎。”
    “怎么会没有先例可循？”曾炜顿时笑了起来，“这种先例，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了。”
    “胡扯吧？！怎么两千多年前就有了？！”
    众人顿时纷纷表示反对，认为曾炜是在忽悠大家。
    曾炜笑了笑，挠了挠头说道：“嗯，两千多年前，大概还是周王朝吧，周王朝的经济制度就是公有经济制度。”
    “胡扯！荒谬！乱弹琴！”这一下子反应更强烈了。
    “大家不要急，先让小曾把话说完了。”杨志成摆了摆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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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炜不紧不慢的说道：“从土地所有权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本质上就是国王和贵族的公有制。”
    “从农业生产管理来看，西周实行井田制，相当于集体公社。不仅土地归贵族所有，就是劳动生产工具，也是归贵族控制。社员们集中到田头开始干活前，要由农官分发工具。土地属于国家，以周王为代表，绝对不准买卖，所谓田里不粥。”
    “从手工业来看，没有私营工商业主，只有官营手工业。物品的交换，也由贵族和官吏统一控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者吃的也是官家的饭。”
    曾炜这么一解释，大家都有点晕了。
    事实上，像是杨志成他们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中，能够静下心来研究理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曾炜这么一忽悠，顿时都感到思维混乱了。
    自己搞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就是想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目标，谁知道这个目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周王给实现了，天啊，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
    接着曾炜又补充道：“但是这种简单的公有制，是有其适应时期的，西周时期，农业生产都是青铜工具，生产要素由国家控制，所以这种公有制可以保持下来，但是到了春秋时期，铁器大量出现了，廉价而高效的生产工具，使得民营经济有了发展的基础，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就开始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了。”
    曾炜笑着说道：“所以，战争出现了，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之后，秦朝取得了短暂的统一。可惜秦王朝依然实行了严苛的集权专制，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所以秦二世而亡。倒是汉高祖刘邦意识到了行周公之法已经不行了，他实行的是黄老之法，也就是专制皇权的清静守法，加上私有制的自由经济，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经济复兴，才有了文景之治，才有了汉武帝远征匈奴，百年之内北庭无单于的盛世。”
    在众人的懵懵懂懂和晕晕乎乎之中，曾炜说道：“所以说，如今的国退民进，是有先例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我们不能让几百年前的外国大胡子忽悠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重蹈苏联的覆辙。中国人，应该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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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却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听进去多少？
    当然，不管他们能够听进去多少，其实都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这几个人，现在所处的位置还是太低了，就算是发展的最好的杨志成，也不过是正处级的古丹县一把手而已。他之所以跟他们说这些，一来是当时正好谈到这方面的话题，二来也是比较看好他们的未来。
    毕竟，现在他们都才三十出头，却已经是处级干部，如果发展顺利，将来在仕途大有可为。
    从意向上的影响，到观念上的改变，再到认识上的统一，最后到形成可以执行的政策法规，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高层领导老龄化的政治体系当中，想要寻找一个有魄力的，有决断能力的，同时又有相应权力的实力人物，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体制的变革，确实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