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穷则思变。这人穷，就得想办法，不想办法就一直穷。眼瞅着就要饿死了，还端着架子，那不是气节，那是作死。大将军能屈能伸，不愧是一个大丈夫，值得大家学习。出力赚钱，说到哪儿都不丢人，不丢人！”
    百官之中多得是饱学之士，听了李牧这番话，心里都在腹诽。人家圣人的典籍中，说的是这个意思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出《易经》，说的是事物到了尽头，就会发生变化，讲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此“穷”非彼“穷”，到了李牧这儿可倒好，此“穷”就是彼“穷”了，好好的一句圣人言，一下子充满了铜臭之气，简直俗不可耐。
    李牧可不管旁人看他的眼神有多古怪，继续说道：“这第二个办法么，便与接下来要说的田地有关了。”
    听到“田地”二字，瞬间所有官员的耳朵都竖了起来。事关田产，就与他们都有关系了。联想到最近长安城中疯传的消息，众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李牧把众人的反应收到眼底，悠悠道：“陛下，年前发生了粮价暴涨的事件，陛下因此龙颜震怒，受了山东粮商不小的气。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臣却不能忘怀此事。有道是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为了解陛下之忧心，臣彻夜苦死，通宵达旦，研究了本朝与前朝的律法，终于找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良方。”
    李世民知道又到了自己捧哏的时候了，一本正经地出声接话道：“是何良方，快快说来！”
    “陛下，臣查阅得知，本朝的田地制度，为均田制，税赋施行租庸调制。均田制为，丁男二十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後还田。每丁每年要向朝廷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朝廷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陛下，诸公，我说得可有错处？”
    李世民微微颔首，道：“说得清楚明白，看得出你是下了功夫的？怎么，这等国本之策，你还有什么新奇的见解么？”
    “有。”李牧掷地有声，道：“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都是本朝承袭前朝的制度。在臣看来，这个制度乃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前朝之覆灭，与此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而本朝若还要效仿，则隐患颇深，难免重蹈覆辙！”
    此言一出，百官哗然。御史台早已蠢蠢欲动，第一个按捺不住的，便是御史中丞王境泽。只见他高举铁笏板，站出队列，高声道：“陛下，臣有一言，不吐不快！逐鹿侯太过于猖狂，太过于目中无人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乃是历朝经验之累积，为国本之策，逐鹿侯竟然夸口此制落后，还危言耸听，试图蛊惑陛下，妄图动摇国本，其心可诛矣！”
    说罢，怒视李牧，一副恨不得要与他同归于尽的架势。
    李牧欣赏着王境泽的表演，暗挑大拇指，这小子的演技是越来越好了，不得不佩服。他的话显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有了一个带头的，陆续又站出来好几个人，御史台的、民部的、吏部的、各部都有，纷纷指责李牧狂妄，只不过语气缓和了许多，毕竟李牧的恶名在那儿摆着，得罪深了，怕他报复。
    李世民也是紧皱眉头，李牧上次跟他说的时候，只说以田地来要挟门阀士族，并没有说明白怎样实施。他忽然提起田地制度来，李世民也有些措手不及，他看向李牧，得到李牧肯定的回应，心中犹豫一瞬，道：“李牧，国本之事，不容你胡言乱语，今日你若说不出个道理来，朕可是要罚你的。”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威胁，但却无形之中堵住了百官的嘴。李世民说的是，你若说不出个道理来，言下之意就是给李牧“说出个道理”的机会。
    李牧怎会听不出这意思，当即道：“陛下，臣敢说，自然有道理。请陛下与诸公静听。”
    “首先说均田制。据臣所知，均田制的产生，乃是缘起于北魏，盛行于前隋。历朝历代，对均田制都是赞赏有加。但却无人指出其弊端，臣非常纳闷，如此弊端明显的制度，竟无一人看出其弊端，真是奇也怪也！”
    王境泽便如一个绝好的捧哏，听到此处，跳出来道：“逐鹿侯，你把话说清楚些，到底是什么弊端，为何历朝先贤都看不出，偏就你能看出来，恁地狂妄，真把自己当圣人了么？”
    李牧冷冷扫过去一眼，道：“王中丞，陛下让我说，可没让你说，再打断我的话，信不信我一拳头打掉你满口的牙，让你这辈子说话都漏风？”
    “你！”
    王境泽愤愤地跺脚，却也不敢出声了，大殿之上为之一静。所有人都知道，李牧要是愣起来，除了李世民谁也拦不住，真把他惹毛了，他干得出来！
    李牧继续说道：“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最终让我解开了答案。”
    “均田制诞生的背景，乃是南朝与北朝对峙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南朝和北朝，朝代更迭频繁，鲜少有超过几十年不打仗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便会因为打仗而迅速减少。也就是说，当人口累积到一定程度，耕地马上就不够分了，就开始打仗了。打仗，人死一多半，田地便又够分了，甚至比原来分得还多，所以这均田制的弊端，便一直没有被察觉。”
    停顿了一下，李牧又继续道：“说到这，想必陛下与诸公都明白我的意思了。没错，均田制的最大弊端，便是与人口有关。若天下升平，没有大仗，或者少有大仗，人口增加到了一定数值，田地就会不够分。总有一天朝廷会无田可分，到了那时候，便是祸乱的开始。”
    “而租庸调制，也有非常大的弊端。”
    “先说租调，朝廷按男丁分田地，数目是固定的，都是一百亩。但是，田有肥田，贫田，产出不一样。每一户人口也不一样，有的户，一夫一妻而已，有的户，却可能上有老母，下有儿女，而家中只有一个男丁。试问陛下与诸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却要按着同样的标准交租调，这公平吗？合理吗？还是陛下与诸公觉得唯有男丁算人，女子便不算人，不用吃饭？”
    “还有，天灾人祸难免，朝廷的赋税是每年都要收的。若是赶上了天灾，地里颗粒无收，赋税会少要么？若是赶上了贫田，地里长出的粮食，只够交赋税，百姓怎么办？饿死？还是成为流民？这些陛下与诸公都想过吗？”
    “至于‘输庸代役’，则是更加不公。这个制度，惯坏了家有余财的商贾与士大夫，苦了穷苦的百姓。贫苦的百姓，不但要背负租调，还要去服徭役。若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他去服徭役了，家中农活都没人干。以至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百姓永远为奴为婢，再无出头之日！”
    “我刚才说到前朝，便是这个意思。前朝一统南北，国力空前，在前隋文帝在位期间，人口爆发增长，田地越发捉襟见肘。而到了炀帝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隐患，不采取任何措施，只顾对百姓横征暴敛，逼迫百姓徭役，终于百姓不堪重负，各地揭竿而起。因此，我说前隋灭亡在均田制，有什么错么？”
    李牧朗声道：“陛下当为天下人之陛下，不可只为士大夫之陛下。臣今日冒着得罪权贵之风险，指出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不足，还望陛下能慎思之。”
    言毕，李世民与百官皆沉默不语。
    不是李牧说错了，而是他说得太对了。每一字每一句，他们都想不到话语来反驳。更加让君臣感觉到震惊的是，李牧想的这些，是那么的超前，他们竟然一点也没有想到！
    众人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同样的疑问，为何李牧能够想到这些，难不成他真的是谪仙下凡？
    长孙无忌更是面色阴郁，作为从龙之功第一人，大唐朝堂之上实际的宰相，这些话本该他来提出更加合适。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反而是李牧把这些话说了出来，若是让他成功了，他岂不是要名垂青史么！
    想到这，长孙无忌有些蠢蠢欲动，他想站出来阻止，但余光瞥见李世民的脸色，他又把步子收了回来。在没有摸清李世民的心思之前，他知道自己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说话。甚至他现在都有点怀疑，眼前这一幕是不是李世民与李牧商量好的，他实在是难以相信，李牧会有这么高深的见地，这件事会不是李世民已经想好了要这么干，只不过是授意李牧说出来，若真是这样，那这背后的意图可就难说了。
    为今之计，还是谨慎为先。
    长孙无忌深吸了口气，把目光收了回来，低头盯着脚尖，如同老僧入定一般。另一边，短暂沉默过后，李世民终于开腔出声。
    他站了起来，来到李牧跟前，郑重其事拉过他的手，对百官道：“诸位爱卿都瞧瞧，这便是真正的栋梁之才！朕没有看错人，李牧虽然平时戏谑了些，但他若是认真起来，是真正能为朕分忧，为朕办事的！他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可有人站出来反驳？”
    李世民把目光投向了御史台众人，尤其是王境泽的身上，道：“王爱卿，你还有何话说？逐鹿侯一番言论，你认为有什么错处么？”
    王境泽冷汗淋漓，急忙道：“逐鹿侯一番言论，振聋发聩，臣受教良多，惭愧之至。”
    李世民笑了一声，不甘于此，又看向魏征，道：“魏爱卿必是有一番高论了，可否品评一二？”
    魏征颇为意外地瞧了李牧一眼，低头道：“臣对逐鹿侯一番高论，佩服之至，不敢班门弄斧。”
    “好！”李世民快意地大笑了三声，道：“魏公就是魏公，能承认自己的缺点，肯定他人之优点，仅此一条，便胜过无数人了。朕今日很高兴，很开心！天可怜见，赐朕福将。李牧，你没有辜负朕的期望，既然你指出弊端，定有解决良策，快快说来，让朕与诸爱卿见识一下吧。”
    李牧赶紧躬身，谦逊道：“见识不敢当，只是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还得陛下与诸公来商议，定夺。”
    “臣的解决办法是逐个击破，根据每一个制度的弊端，像治病一样，对症下药。”
    铺垫过了，李牧也轻松了不少，侃侃而谈：“先说这‘输庸代役’吧，臣以为，此事并非不可行，而是方式有些不妥。有钱的人缴纳财物代替了劳役，朝廷收了他们的钱，看似皆大欢喜。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本来应该他们做的劳役，谁来做了呢？朝廷收了他们的财物，又拿去做什么了呢？”
    李牧轻笑了一声，道：“据我的调查，朝廷收了他们的财物，做什么了，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没拿他们缴纳的财物去雇佣工匠代替他们的劳役，而劳役，则是分摊到了没有钱的百姓身上。本来一百个人的徭役，五十个人缴纳了财物之后，便只剩下五十人来做，变相让他们的徭役翻倍，这便是百姓不堪负重的主因。”
    “对此，我给出的对症之方很简单。可以缴纳财物代替徭役，但缴纳的财物，必须专款专用。把这个钱，拿来给那些多负担了徭役的人，就像工部的那些工匠。他们之前是服徭役来到长安城，不堪其苦。但是自工部改革之后，他们的劳动可以得到了回报，现在一个个都不肯还乡，这便是自发与被迫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