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前，李笠向卫王李昕讲解长江中游形势，李昕即将作为“江沔观察使”，率军离京，驻扎江沔地区。
    这个职务，前所未有，为临时设置的使职，作为皇帝派遣的使者，驻扎地方。
    不干涉地方行政、司法、军政，单纯驻扎，“观察”四方，位比行台尚书。
    也就是说，李笠把侄子作为鹰犬，安排到地方，监视长江中游地区，为皇权的屏藩，履行宗室的职责。
    顺便在江沔地区开荒、屯田，养战马。
    新朝建立，李笠在王爵中新设亲王（国王）爵，位在郡王之上，追封已故长兄为卫王，追封已故次兄为滕王。
    于是，长兄之子李昕顺理成章“继位”为卫王。
    李笠把自己的庶子李旸（赵孟娘所出第二子），过继给已故次兄为嗣子，给次兄延续香火，所以李旸为滕王。
    当初，鄱阳湖畔白石村的李家三兄弟，构成了新朝帝室、二王的谱系。
    卫王李昕即将到江沔赴任，李笠讲解长江中游形势，是要提醒侄子，汉水入长江口一带地区的重要性。
    “你的一万兵马，卡在汉水入江口处，依托新建要塞，和鲁山城互为犄角，可以直接封锁汉水航道，并能将长江航道卡上一半。”
    “那么，若长江上游荆、湘，以及汉水上游襄、沔地区有人起兵造反，要顺流而下，就得先拔掉汉水入江口处的要塞，才能打通航道，”
    “一开始，你只需守，等下游讨伐大军抵达，就可以出击。”
    “若上游地区有人起兵反叛，却没顺流而下，而是引狼入室，意图割据，你不用管，朝廷自然会派大军讨伐。”
    “你只要确保麾下兵马牢牢钉在汉水入江口处即可，让对方如鲠在喉。”
    “若太平无事，那么，屯田事务以及马政要上心，江沔地区还有大量土地可以开荒，变成良田，变成牧场。”
    “开荒、屯田很重要，马政也很重要，孰先孰后，如何平衡，你自己把握。”
    李昕即将出镇地方，担当大任，但任用却和前朝惯例不同：
    李昕不担任江、沔地区任何一州的刺史，而是率领所部兵马作为一颗“钉子”，钉在郢州夏口对面（长江北岸）的汉水入江口处。
    汉水，又称夏水、沔水，其入江口，称为夏口，入江口附近地区，称为夏首。
    因为历史原因，夏口这一地名南移，从长江北岸移到江对面，所以如今的郢州州治夏口，在长江南岸。
    而北岸，汉水入江口处地区（夏首），有鲁山城作为戍堡，扼守汉水航道。
    汉水入江口，连带南岸地区，即后世的武汉三镇，扼守长江、汉水航道，位置十分重要。
    萧齐末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其兵马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入江，先攻破鲁山城，舟师才得以入江，去攻打郢州夏口城。
    现在，李笠让唯一一个成宗室李昕，率兵驻扎夏首地区，还配备火炮，就是要确保长江中游形势一旦出现变化，李昕能第一时间防止局势恶化、失控。
    若局势真的失控，李昕就要守住夏首，至少为下游地区争取应对的时间。
    此外，驻扎夏首的李昕，还要掌管江沔地区（汉水下游地区）的屯田、养马（马政）事宜。
    并且，提刑司、转运司的“大区级”官署会设在夏首，处理江沔地区事宜，但这两个官署，不归李昕管。
    如果任命李昕为郢州刺史，其实就可以履行扼守江、沔航道的职责，李笠却没这么做，这是他针对旧体制弊端做出的改革尝试：
    这个时代，宗室深度参与政治，是为“宗王政治”，并形成了一系列惯例、制度。
    这种制度如同一把双刃剑，用起来很麻烦，稍不留神就会出事。
    南朝历代都会派宗王出镇地方，镇守要地，确保长江中、上游地区不出事（一旦有人起兵，就会顺流而下直接进攻建康。）
    但镇守地方、提防地方叛乱的宗王，自己也会渐渐被权力腐蚀。
    会被当地豪强出身官员怂恿，被左右僚佐怂恿，成为地方叛乱的根源。
    按后世一句话，那就是“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所以，出镇宗王必须定期轮替，以防在某个地方待久了，尾大不掉。
    梁国的经验表明，宗王定期轮换出镇，效果还行，但是关键时刻，依旧会出问题。
    问题在于，无论地方主官（刺史）由谁来担任，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这个时代没有无线电，交通工具也很落后，所以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延迟”问题很严重。
    若地方事事都要请示中央，听命令再行动，极易误事。
    譬如，地方官面对突发事件（譬如叛乱、外敌入侵），若要请示朝廷再行动，容易反应迟缓。
    可中央放权地方，对地方管得松了，地方自主权过大，就容易失控（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以宗王出镇地方，其实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皇帝）不放心外人，担心外人在地方做大，难道就放心自家人，不怕自家人在地方做大？
    宗王政治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央和地方这层关系，即便在中央内部，也是个大问题：
    皇帝驾崩，新君即位，辅政大臣若是外人，江山极易易主。
    可即便辅政大臣为宗王，江山也极易易主，不过相比外姓篡位要好些，只是帝系转移，江山不改姓。
    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哪个皇帝所能接受的：我的家业就该我子孙继承，被堂兄弟叔伯夺了去，和被外人夺了去，有何区别？
    所以，重用宗室，帝系容易更替；不重用宗室，就会被外人乘虚而入，该如何平衡呢？
    平衡不了。
    这就是个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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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时期的皇权相对较弱，无论是外戚、外臣、宦官、武勋、宗室，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孑然一身的皇权，面对如此之多的敌人，防不胜防。
    无论重用哪一个，都会致命，便只能玩平衡，然而，玩平衡需要极高的政治能力，靠着投胎当皇帝的人，玩不转。
    所以，南朝历代国祚不长。
    李笠明白，若自己在位才两三年就去世，毫无疑问，儿子守不住江山。
    这是必然，哪怕黄姈做摄政太后，也躲不过外戚黄家膨胀，然后鹊巢鸠占的结局。
    现实就是，他的儿子们还小，宗室就只有李昕一个成年人，若还提防宗室，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必须重用李昕。
    但重用的后果，就是李昕必然羽翼渐丰，他在位期间倒无所谓，可等儿子即位后，对资历、声望、门生故吏众多的堂兄不放心，于是必然内讧。
    李笠便要换一种用法。
    在不破坏现有地方行政区相互掣肘、平衡的前提下，在汉水入江口地区（夏首），设一个地方权力副中心。
    这个权力副中心，掌司法权、物资转运调动权，由皇帝任命的人各自担任主官，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先做事，后请示、报备。
    李昕以“观察使”的职务，率领一万中军驻扎，配有火炮，不干涉地方事务，顺便保护提刑司、转运司官吏，使其能够有效的“现场办公”。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沔北地区，各类案件复核，在夏首的“大区级”提刑司署进行。
    除了死刑要上报中枢，由皇帝勾决外，其他案件，由位于夏首的提刑司署自行审核、予以实行，事后上报尚书省。
    若尚书省觉得案件有问题，再走程序重审。
    夏首又有“大区级”转运司署，负责中游地区的物资转运以及赈灾事务，可以就近处理突发的民政事件（调集物资救灾、抗灾、赈灾），事后上报。
    若尚书省觉得处置不妥，再走流程重新处理，反正先把事情办了再说，不能凡事都上报、等决定再实行。
    而卫王李昕，只承担军事职责，防止内乱、震慑各州军事主官的责任，不插手地方军、民事务。
    一旦中游各州出现变乱，当地官军无力平叛，那么李昕就可以派出军队，第一时间协助当地官军平叛。
    若出现大规模叛乱，李昕的职责，就是守住夏首地区，让叛军如鲠在喉，挡住叛军前往下游的脚步，给朝廷争取时间调集平叛大军。
    而装备着大量火炮的平叛大军，没人可以抗衡。
    火炮，就是李笠的底气，他不打算将火炮普遍装备军队，而是要握在手中。
    包括火炮、火药的制作。
    只要有火炮，他就不怕地方大员造反，也不怕对方勾结外敌，因为有了火炮，他的中军在战场上，不怕任何对手。
    这也是李笠决心破局“宗王政治”的底气所在：宗室不需要掌握地方大权，只需拿着御赐“手枪”一把，震慑地头蛇即可。
    “手枪”子弹只有两三粒，杀不死一群人，但足以杀死敢冒头的人。
    宗室靠着“手枪”拖延时间，然后，手持“机枪”、弹药充足的中军赶到，就能把造反的地头蛇们全部“突突”了。
    因为出镇宗王手中只有“手枪”，弹药数量有限，且无法在地方抓行政权、司法权，所以，手中有“机枪”的皇帝，不需要过于担心地方宗室在地方做大。
    “你到了夏首，不需要担心流言蜚语，安心做事。”李笠交代侄子，“有什么话想说，直接写信给叔叔。”
    李昕点点头，想了想，问：“那，叔叔，将来，将来若北伐，我还能有机会...”
    “有，你不可能旁观。”李笠笑起来，“我们李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军功！而不是出身，也不是姻亲！”
    “我们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就得有过硬的军功，宗室们不能荒废武事，既能舞文弄墨，也能带兵打仗！”
    “不止你，你的侄儿们，将来都要上战场，用事实告诉所有人，李家儿郎的‘武风’，是天下一等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