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些无关的车水马龙，我们三人突然停止了谈话。
    “有意义吗？兄弟们，我们有意义吗？”这是李茅的声音。“钱有挣完的时候吗？我们在这里探讨着的事情，对这间屋子以外的人，对这马路上的人群，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我们之中，如同一声惊雷。
    我们都不敢看对方，我们之间都感到某种莫名的羞愧。李茅这一问，是我们都不敢面对的。
    “前几天，我父亲来了，他一辈子教书的学校，已经拆了，尽管我和然然捐过款，校舍也已经重修过了，但没有学生没有老师了。好学生都上街了，更好的到市里去读书了，最好的尖子已经到了济南青岛等大城市，我们乡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考上一本了，父亲有一句话，让我流泪了。”
    我们没有打断他，静听他哽咽的声音：“我父亲说：也许，我会是我们乡中考出去的，最后一个清华生了。”
    长久的沉默，这话捅到了我们心中的痛处。小苏从贫困农村来，我也是，李茅也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进了城市，挣了钱。但是，与我们一样的乡亲孩子们，如今大多在教学质量不高的学校里混日子。
    更多的根本没有信心读高中，为摆脱眼前的贫困，都出去打工，流落四方了。父母没信心，孩子没信心，连老师都没信心了。
    我们的经历证明，如果没能有好的教育，贫困是会传承的。在大多数乡甚至县的中学里，好老师都被市或省里的中学调走了，好生源也被大城市吸走，在恶性循环的状况下，教育改变命运这个说法，有时，如同一个笑话。
    我们从那片土地来，看到他日渐荒芜和衰败。我们曾与那片土地的孩子是亲人，但我们却从来没想过，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
    有意义吗？我们唱着上千元一瓶的酒，仿佛站在世界的潮头。但是，这个世界，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起我那可怜的乡中，已经没有我熟悉的意气风发的师生了。我最爱的张老师，已经退休到成都，当了一名普通的老太太。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青春希望的年轻老师，也熬不住山区的贫困与孤独。
    孩子们呢？有条件的家长，早已到县到市，给孩子安排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了。最需要改变命运的穷困孩子，他们接受着这种没有竞争力的教育，迟早会汇入打工者的大军，希望没有了，火种没有了。
    我当年惊异于县中与乡中的巨大区别，二娃和我，本来是一样起点的人，高考的差异如此之大。现在的差距，恐怕会更大一些吧。
    好久，小苏说到：“我大学的时候，也到贵州支过教，我原以为我老家穷，哪知道，贵州那地方，比我老家更穷，穷得让人无法想象。那里的学校，几乎成了儿童寄宿院，学习为辅，管住他们不惹事为主。有的学生，父母外出几年没见过面，有的学生，从小母亲离家，属于单亲。他们住的爷爷奶奶家，那房子，一脚都蹬得垮，他们是最需要改变的，而教育现状，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
    “我们支教也是短时间的，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工作，我们曾经给孩子们带了些希望，走的时候，又让他们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他们的最后亮光也暗淡下来，成了麻木的人。”
    听到他们的叙述，我更感觉自己的渺小。毕竟，为了这种改变，李茅出过钱，小苏出过力。但我，最早富起来的人，却没有实际行动过。
    这不正是班长给我提醒的吗？要做有意义的事。这不正是董先生给我嘱托的吗？要做大丈夫。
    这么久以来，我只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什么感情，什么孩子，什么家庭。这不是无病呻吟么？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的啊。
    生活给了我巨大的馈赠，而我却不思回报。我过着少年时期自己不敢想象的生活，我取得了父母辈无法计算的财富。凭什么呢？凭文化和奋斗，我没有二娃有文化，我没有班长辛酸的奋斗历程，我没有王班长拼命的探索，我更没有眼前这两位，同情那片土地、那些亲人的善心。
    回想至今为止，除了我自己的亲人，我几乎没有给别人做过好事。汶川的孤儿，也是妍子提议收养的，我只不过是怀着私心看望了一下，点了一套西式快餐！
    我吝啬得如同守财奴，还不知足地在钱财上企图增加尽可能多的数字。在眼前两位的面前，我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这是第一次，在他俩面前自卑，因为道德感。
    “我想做件事，还没跟然然商量，我要尽我所能，把我的乡中，兴旺起来。”李茅说到：“我还没有好的办法，但已经有了一点思路，我先做做看。给我父亲看，给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看，给我那些贫穷老乡看，给那些孩子们看，给然然看，给我将出生的孩子看，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甘心，不甘心那个用最大努力培养我的地方，我成了最后一个清华生。”
    李茅说这些话时，语言中有一种悲壮的坚定，他的形象，此时，在我心目中，突然高大起来。理工男不是没有情怀，只是他把情怀凝聚在他的行动中。
    此时，这个逻辑性严酷得没人性的直男，突然吟诵出一句诗歌，我们都听懂了，因为他的声音哽咽，因为他的语言是一字一句咬出来的：“为什么我的双眼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不同得想起了艾青同时代诗人的一句，不自觉地念了出来：“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延安的小米把我养大。”
    而小苏，却抹起眼泪来了，他没说话，没哭出声，他只是抹眼泪。好久好久，他才回过神来：“我读书的镇中学，我最爱的数学老师，现在在省城，给人当家教了。我真他妈的不是人。这个老师跟我亦师亦友，当年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根本上不了一本，他每天辅导我数学，晚上还给我加餐，是用他自己的钱，他也是单身汉。要没有他，我数学高考不会有130分，要知道，我英语只考了80分，其它科也差，要不是数学，或者说这个老师，我根本没机会跟你们坐在一起。”
    他述说的平静中饱含着重量：“这老师在乡中呆不下去了，因为老给学生垫学费，他老婆骂他不会挣钱只会贴钱，他只好辞职，到省城挣钱来了。我知道，他的理想，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学生的命运，而今天走的路，是他不愿意的。我给他钱，他不要，他说他今天挣得不少。但跟我说：如果不能改变几个贫困学生的命运，他觉得他活着没多大价值。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虽然没你们有钱，但改变他一个人的处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何实现他的理想，我根本没有信心。他用全力培养我，我却帮不了他，我真是无能！”
    “然然在大学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甚至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就连她们中学的师兄弟，也在生意或者事业上，有互相帮助的习惯。她们所处的阶层，其实都是日子好过的人。恰恰是我们这些所谓凤凰男，成了乡亲的、父母的、老师的骄傲，却根本没有帮助到他们。”
    我听到这里，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只要妍子同意，我愿意把酒吧的赢利拿出来，作一个教育基金。因为原来我就跟妍子商量过，这酒吧和利润，作我们孩子的教育基金。我们没孩子，这基金再用于教育，她应该是可以同意的吧。
    我说到：“老实说，跟你们比，我境界差大了。我想了想，我现在能够支持的只有钱，如果能够用钱来解决问题，那我愿意做，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庄哥，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李茅说到：“我没投过钱吗？我们乡中，校舍重修的钱，实验设备的钱，都是我投的，有用吗？没有用。好老师都走了，没好老师，哪里教得出好学生？”
    “庄哥，以我原来中学为例，你是不知道惨状。”小苏说到：“一本率是多少？不到5%！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本率还有10%以上呢。怎么办？连最爱教育的数学老师，都留不住，怎么办？生源也不行，家长也不重视，学生也没希望，混一天算一天。”
    我算了一下，按小苏所说的一本率，大概相当于全国所有高中的平均水平略低，当年的10%以上，已经高于平均水平了。看样子，他所说的现状还算是中等情况。可想一下，那些一本率达不到5%的学校，还有一大把。我想，我原来读书的中学，估计，要考上个一本，也是极少数人的事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究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李茅这分析思辨的习惯，又充分展现了出来。
    我们讨论了一下，关于教育这类的系统工程，按分析习惯，大概可以分为硬件我软件两个方面。从硬件上看，需要的是钱。但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李茅就投入过，但没什么好的效果。
    那么，原因主要就是在软件上了。所谓软件，大概分为生源、师资和制度了。
    “师资！关键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模式！”小苏得出了答案，我们都表示赞同。
    我问到：“这恰恰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好老师被大城市调走，人往高处走这是必然规律，难不成，你能够把他们拉回去？”
    李茅说到：“最近，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网易网不是开设了公开课了吗？互联网，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小苏兴奋到：“我也看了一些，比如耶鲁大学的讲课视频，我就对其中一个哲学教授讲的课非常感兴趣。要说我一个工科生，本来对哲学不感兴趣，我原以为这是我的性格。听了他的课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我没碰上能够吸引我的哲学老师。”
    “但是”小苏又有疑问了：“这东西，如果看看讲座，丰富课余知识，有用。高考是个历时三年的，甚至把初中加上，是个历时六年的漫长过程。整个学习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么大的数据量，如何采集，如何播放，如何互动，这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根本谈不上改变。只不过像看电视，过过眼瘾。”
    他说得没错，碎片化的知识，解决不了高考的问题。这里面除了老师的讲授，还有考试、作业及有针对性的辅导。更重要的是，同学之间的互动，极其重要。
    想当年，在县城高考前，二娃与同宿舍的同学，考前互问文学常识，那是多么高效多么有用的互动啊。我在乡中，长年第一名，根本没有这种互动的对手。
    李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有同步性，每一年高考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各省的教材和考点也是不一样的，没有同步性就无法复制好学校的针对性，这是要命的。我们当年，为提高测验和作业的针对性，高中时专门派出两个老师，守在湖北黄冈中学的门口，跟那里的老师和学生拉关系，买他们平时的试卷，发回来给大家做。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才觉得人家的难度有多大，自己的水平有多低，做久了，水平也就跟上来了。要不然，这高考，我能上清华吗？”
    小苏也说到，他们也做过黄冈中学的卷子。跟一流中学的进度一起，让高手拉着你进步，这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这种偷偷摸摸的抄袭别人的做法，注定是不长久的，而且因生源的不同，教育的方式也应该不一样。怎么办？
    “我想了想，让好高中跟我们乡中联姻，我给钱，让他们把每一课，按高中低三个班次，同步通过互联网，发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生与好高中的学生，享受同一个老师的即时教育，怎么样？”这是李茅的办法。
    小苏问到：“这恐怕不行吧，人家好高中政府补贴高，他能同意你干这事？”
    我倒想起一个办法：“那是有政府补贴的公办高中，我们找质量高的私立高中不就行了？我在武汉时，我就知道有一所著名的高中，叫武汉外国语学校，相当厉害，据说是民营的，学费很贵。那既然他是民营的，我们只要钱给得合适，有何不可？况且，给他戴一个教育扶贫的光荣帽，请你老家的领导专门出个文件，这不是难事吧？”
    “果然，庄哥就是高手！”李茅一拍大腿：“别说县领导，就是省教育局的领导，我也请得动。毕竟我还算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回我们省找行政上的关系，还是有面子的。况且，我们这是做好事。我知道青岛有一个著名的民营高中很厉害，找省教育局领导出面做工作，我给钱，应该阻力不大。”
    我接着说到：“我建议，你给省教育局领导做工作时，同时把这作为教育探索的一部分，争取在你们乡中进行试点。他不出一分钱财政资金，就当试验一下。成功了，他有功劳。失败了，他改过来也没损失，这不就得了？”
    小苏建议：“如果发个文就更好了，没有文件，有个批示也行。现在，就这东西管用。”我听到这里，觉得小苏这人没走官场，如果走官场，他肯定会很成功。
    “如果这能够实现的话，我只需要掏出网络费用，建立一个小的机房，每个教育建立一个投影装置，一台电脑，几个维护人员就行，前期投资三百万，就可以解决问题，对不对？”
    小苏说：“还得把每年的运行费用算进去，设备维护，私立学校的费用，人员费用，每年，起码维护这一块，得加两百万吧？”他想了想，说到：“不过，两百万，对李哥来说，只是收入的一小部分，承担得起。”
    “关键是，万一成功了，我是说万一”李茅激动起来：“那我就算这一生只做成了这一件事，我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孩子，对得起我的父亲了”。
    “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我问到：“我是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的人生，另一方面是指你办的这种教育。”
    李茅想了想：“我成功的标准，从人生来说，起码我自己幸福，并将这种幸福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也就是说，我能够在别人幸福的路上，做过一些好的影响，人生就有意义了，就成功了。要说这个教育成功的标志，还是靠硬指标。先不说改变穷孩子命运这些大话，只想说一本率明显提高，二本率占半数以上，最终，再考出几个清华北大，对不对？”
    当然，硬指标，是理工男最在意的。他们数学好，喜欢用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
    但他这段话给我冲击的，更多的是第一句话。人生的意义，在于影响更多的人，好的影响，就是好的人生。
    妍子所谓的做功德，那是她自发的善心，出自于天性。但像李茅这样，将善心做成事业，那就是出于某种自觉了，这是更高的一种境界。
    可怜，我读了更多的圣贤书，却在境界上，根本没有李茅的高度，连小苏也赶不上。
    小苏说到：“我没你们有钱，但是，我要努力挣钱。李哥，如果你的试验成功了，我也要学，到时，有事找你们临时借点资金，你们可得满足我。”
    李茅说到：“我先趟一趟吧，你们要搞的话，我来支持，我们三个都是从穷地方出来的，我们今后挣了大钱，可以像庄哥所说那样，成立一个基金，推广我们的设想。放心，小苏，我不怕给你借钱。甚至，你如果要干这种正事，我在咱们手机公司的股份分工，都可以借给你使用，前提是，你能不能在你那学校里，产生北大清华生呢？”
    “难！我们学校，历史以来就没出现过这种学生。”
    “难道，你不想开创历史？”李茅这样问，明显显示出了他有点难以自持的兴奋。
    当我们晚餐结束，各回各家的时候，我们在酒店门口告别，我们一起面对着嘈杂的大马路，停顿了一会。我忽然觉得，这街上的某行人、街角的某个灯、店铺里的某个伙计，仿佛与我有关。在这烟火气十足的闹市，各种响声亲切，一种希望引领下，我仿佛听到了交响曲的节奏，和谐而宏大，优美而激动人心。
    我重新回到了当年第一次到北京时的状态，有某种说不出来的希望和期待，也有某种在喧嚣中跳动的情怀。但是，当年，这种情怀是盲目的，而现在，这种情怀仿佛有了一些寄托，仿佛催着我的脚步，向某个光明的地方前行。
    我们三人，没有什么礼貌的告别，只是相互看了一眼，眼神中的火花明显，彼此心照不宣。
    我记得某本书上说过，人生本无意义，但总给它寻找点意义，才会让生活变得有意思起来。
    开车回家，才想起，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到酒吧看看。
    北京的道路，如果你错了一个路口，得好久才能转得回来。但此时，我心里根本没有焦急或者烦躁，仿佛有一个暗藏的使命，让我心理踏实起来。
    当车子在邻近商场地下停车场停下，我故意没乘电梯上去，步行出了停车场。与安静的地下室相比，外面街道的声音和色彩几乎是扑面而来的。
    远远已经望见酒吧了，我听见身边有声音传来。这是一个中年保安，正座在收费亭边上，用手机在看电视，我记得那个电视剧，那是《士兵突击》。这中年男人也许当过兵，也许曾经和许三多有一样的情感，也许有王宝强曾经的经历。
    我路过时，在这巨大的喧嚣中，仍然清楚地听到，他手机里传出的台词：“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