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毁于一旦！

    发出这一声长叹之后，朱宜锋站到了公园的湖边，看着已经结上一层冰的小湖，一阵寒风吹来，只让他觉得彻骨的冷，就像是于史书中面对文明沉沦时的那心冷一般。

    就这样，他站在湖边，良久没有说话，而郭嵩焘同样也感受到了汉王心底的悲痛，他只能垂首立于汉王身后。

    “后世之人往往向往“先秦之士”、向往着“汉家风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知己死，当刎颈交，重然诺而轻生死，，如果风骨气慨，每每令人神往，”

    感叹着先秦、汉时士人的风骨气慨，打破沉默的朱宜锋的话锋一转。

    “云仙可记得的《孟子》中的《梁惠王下》，也就是为高皇帝所恼，进而删节《孟子》的那篇文章吗？”

    “臣自然记得。”

    在回话之后，郭嵩焘连忙将将这篇文章背了下来，而在他背这篇文章时，朱宜锋只是点着头，。

    “……孟子谓齐宣王日：“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日：“弃之.”日：“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日：“已之.”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待郭嵩焘背完这一段，朱宜锋打断了他的话，然后说道。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孟子在给齐宣王下套，问齐宣王朋友没有照顾好自己托付的妻子的朋友和没有治理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官员怎么办，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孟子随后问国家没有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也就左顾而言他了。”

    从这段话中可见，儒家原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像法家一样为维护皇权的统治，而千方百计维护皇权。

    “先秦之时儒家的创立者大皆非阿附权贵之徒，皆能于权力面前保持独立之人格，尽管董仲舒等人为发扬儒家，篡改儒学本意，但其并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仍然保持着士的操守。但董仲舒之罪，罪在千古，从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也正因如此，在董仲舒之后的千年间，儒学慢慢的失其本质，而儒家所格守的独立之人格，经千年法家驭民“侵蚀”，最终于宋代时渐失其魂，然所幸先贤，仍然格守其本，未完全沦为皇权之用，仍然寻求着儒法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最终总会是儒家占据上风，至于法家只会为皇家所用，未成“制民之本”仅只是“治民之要”，但是崖山之后，一切全都改变了……”

    是的，崖山改变了一切，肆无忌惮的野蛮力量终于战胜了文明。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史，因此而被改写了！

    “崖山之后，十万士人滔海，华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曾经的儒法相治，君臣相衡，所有的一切完全被中断了，野蛮的蒙元实施的是野蛮的带着游牧奴隶制的治国之道……”

    是的，在蒙元之前，尽管儒家一次次的退让，为皇家所用，但他们也在退让中一步步的制衡着皇权，汉代时的虚君实相，即便是强横如汉武，亦只能剥夺宰相权柄，实施内外庭制度。唐代皇帝下诏，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所承认。宋时期，皇帝的权力其实并不是至尊无上的。诏书必须有皇帝、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之后，才会有效。且一般百姓可以集会议论朝政。从汉至宋，王朝的中枢从来都是“打压相权、巩固皇权”，而这种打压恰恰就是“相互制衡”的“君臣相衡”。

    “也正是从崖山起，在异族的奴役下汉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保守，面对外侮，大多数汉人的精神渐趋于麻木了。尽管后来，高皇帝起兵反以蒙元，我汉人在宋亡之后八十多年复国成功，但继起大明，却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蛮族政权体制的影响，观明之弊政，如户籍、贱户、酷刑等皆袭于蒙元，其行趋于保守。高皇帝后，自惠宗起（建文），经过两百年余年开智，我汉方才稍现昨日之旧貌，如若再有百年，想我汉人必可重拾先秦之风、汉唐之骨，但未曾想甲申年，吴三桂引满虏入关，令我中国再陷深渊……”

    在提及吴三桂时，朱宜锋更是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若非他吴三桂，中国又何至如此！

    “满清入关，相比于蒙元的野蛮，满清犹为可恨，其非但以“剃发易服”杀尽我汉人中有风骨之士，更以“文字狱”诛尽我汉人中高贤之士，删书、焚书更数不胜数，其亦并通过科举选以“奴性”之士人，为制我汉人更是尽行“以奸制善”“弱民”“愚民”的法家弱民之道，我们在他们的奴役下，变得日益保守、麻木，两百余年奴役，这个民族的之精神、灵魂已经被野蛮民族摧残得体无完肤！”

    汉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某种意义，先秦之风、汉唐风骨在那？甚至就连宋末十万士子滔海，数十万遗民自杀的不甘不奴的风骨亦消失了。

    “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

    念叨着这首诗，这诗或许就是就是民族最后的风骨了，那目中的泪不由的落了下来，这泪不是为这个民族遭受的磨难，而是为这个民族失去了魂魄。在泪水流下的时候，朱宜锋睁开眼睛，看着远处说道。

    “云仙，想来你在来的时候，应该已有所耳闻，府中诸臣两次劝进，劝本王继位为君……继位，继何位？大明之位？”

    朱宜锋摇着头，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又一次引用张煌言的寺，朱宜锋看着远处说道。

    “昔高皇帝逐蒙元，匡正中华、得建大明，得位之正，无人能及，然燕棣篡位，得位不正，祸及子孙，子孙无道，失以江山，陷亿兆黎民为异族所屠。今时本王纵是继位，所继者亦是中华之正统，绝非大明！”

    实际上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某种决裂。同样也是抛开历史的包袱，如此一来，认了朱元璋的这门亲之后，朱宜锋再也不需要为明亡负责。那是燕王世系之责，与自己无关，与建文世系无关。

    汉王的话，让郭嵩焘立即明白了汉王的意思，于是立即抓着机会劝进。

    “昔高皇帝逐蒙元与塞北，匡正中华，建以大明。今殿下逐满清，匡正华夏，自当建以中华！”

    面对郭嵩焘的劝进，朱宜锋并没有反对，而是反问道。

    “匡正华夏，建以中华……如何建以中华！”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也是朱宜锋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来到南京之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甚至还特意邀请了一些朝鲜的儒家学者，毕竟相比于中国，朝鲜的儒学没有受到满清的阉割。但他们到来还要一段时间——月初，朝鲜才遣使来贺。

    “云仙，不瞒你说，来南京之前，当时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击败满清、教匪，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军事上的问题，当初局势莫测，故而才是如此，现在国内大局已定，大军随时可以北伐，但是北伐之后呢？北伐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沉吟片刻，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在你去欧洲的时候，我曾特意叮嘱您在欧美游历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中国，未来几年中国需要大量人才，不仅仅是铁路人才，其他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无论是经济学家、工程专家、教育学家，教授、工程师，我们都需要。而且数量越多越好。但是，他们毕竟西洋人，不懂得中国，我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假如说我们完全习以西洋，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丢掉我们的根本，但是我们的根本又在那里？是被满清奴役阉割之后的中华文明吗？当然不是！”

    摇着头朱宜锋说道。

    “什么是中华文明？当然不是现在的这个，中国以儒治国两千多年，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我不知道答案！”

    又有谁知道答案呢？但是作为统治者的朱宜锋却可以像历代君主“调教儒家”一样，去调教出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同样也是适合未来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儒家”。

    “纵观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先秦直至汉唐，我们的士人是尚武的优雅的，他们对待学术的态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若非如此，又岂有“儒表法里”，又焉有“儒道一家”，而现在，在我们的文明被野蛮民族阉割、摧残得体无完肤之后。我们要做的不仅仅只是丢弃保守之心，向上“求源”、向源“复古”，同时还更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将西洋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兼容并蓄如古之先贤一般，将其变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我想到那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建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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