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得史裁之正吴缜《纠缪》谓《新书》多采唐人小说，但期博取，故所载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尝为泌著家传十篇，《新书·泌传》虽采用之，而传赞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实者著于传。是《新书》未尝不严于别择。今按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而《新书》初不滥收者。如《王播传》不载其“黎饭后钟”之事，《杜牧传》不载其扬州狎游，牛奇章遣人潜护，及湖州水嬉、绿树成阴之事，《温廷筠传》不载其令孤问故事，答以出在《南华》，遂遭摈抑之事。《李商隐传》不载其见摈于，因作诗谓“郎君官贵，东阁难窥”之事。此皆载诗话及《北梦琐言》等书，脍炙人口，而《新书》一概不收，则其谨严可知。然此犹稗官也。刘秩为房所器，出兵，尝曰：“贼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郭暧尚升平公主，夫妻有违言，为公主所诉，代宗慰郭子仪，有“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之语。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通鉴》，则非讠叟闻可知。而《新书》《秩传》、《暧传》、《公主传》俱不载。然此犹曰非旧书所有也。杨绾四岁时，坐客各举一物，以四声呼之，绾指铁灯树呼曰“灯盏柄曲”。钱起客湖湘间，遇鬼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后入试，用以押官韵，遂登第。傅孝忠善占星，姜师度喜穿漕渠，时人语曰“孝忠两眼看天，师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为地道，突出擒贼，贼惊呼为“地藏菩萨”。此皆《旧书》所载，《新书》以其稍涉于纤且俚，遂削而不书。则其立言有体，较之《晋书》、《南、北史》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其卓识固不同矣。《段秀实传》则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状》以增之。《鱼朝恩传》则采苏鹗《杜阳杂编》以增之。《旧书·良吏传》无韦丹、何易于，则采杜牧《樊川集》以补丹，采《孙樵集》以补易于。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亦有琐言碎事，《旧书》所无，而《新书》反增之者。如《韦皋传》：李白为《蜀道难》以讥严武，陆畅为《蜀道易》以美皋，此亦见皋之能好士。《李贺传》：韩愈、皇甫至其家，贺即赋《高轩过》，及出游得句，即投古锦囊事。《陈谏传》：尝览染署簿，悉能记其尺寸。贺与谏本文人，无他事迹可纪，此正见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书》列传隶事之当《旧唐书·张柬之传》有柬之驳王元感三年丧当三十六月之论，全载其文。《新书》尽删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论非所重也。而其论终不可废，则反载于《元感传》内。《旧书·李宝臣传》有田承嗣被讨，私使人说李正己一段文字。按此事应详于承嗣、正己传内，《宝臣传》何必详叙？《新书·宝臣传》但云承嗣以甘言绐正己，正己止屯，诸军亦不敢进。又天子使中人马希倩劳宝臣，宝臣赆以百缣，希倩怒投之地，宝臣惭，于是部将王武俊说宝臣私与承嗣通谋。此事自应载《宝臣传》，乃《旧书》反详于《武俊传》，《新书》则《宝世传》详之，而略于《武俊传》。又武俊后为李惟岳部将，时为惟岳所忌，乃自贬损，出入不过三四人。此事自应入《武俊传》，《旧书·武俊传》乃不叙，反叙于其子《士真传》内，更觉无谓，《新书》改入《武俊传》。此皆《新书》隶事之详略得宜也。又韩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谓宪宗即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杨惠琳伏诛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则应是元和二年矣。然《新、旧唐书》本纪及《通鉴纲目》皆书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伏诛，十月刘辟伏诛，则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为误。《新书·吴元济传》全载此碑，却删去“明年平夏”句，并删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谓即登极之明年也，尤可见其不苟下笔如此。
《新唐书》文笔《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如《郭子仪传》本裴所撰是也。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至有市井俗语，亦一概阑入，绝不检点者。今略摘数条于此。如《王武俊传》：武俊与朱Г、田悦、李纳一同僭号。《高尚传》：安禄山至东都，见官军四集，惧而责尚曰：“汝元向我道万全，今四边若此，向西至关，一步不通，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史思明传》：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此等语直是戏曲中打诨，岂可施于文字？子京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其有仿古逼肖者，如《刘济传》谭忠激济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绝似《战国策》，刘总谋杀济一段文字，又似《左传》。至其用古语处，如叙战功，则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礼》战功曰多及《国语》董安于多是也。《齐映传》：上令前马传诏旨。不曰马前，而曰前马，亦本之《国语》勾践为夫差前马是也。《奸臣传赞》：三宰啸凶牝夺晨，皇甫将蕃黄屋奔，思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张表臣《珊瑚诗话》谓七字韵语，非史载所宜。不知此正用《汉书·蒯、伍、息、夫、躬传》赞之体。盖蒯、伍诸人皆奸佞，故子京于《奸臣传》亦仿之。《藩镇传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仿史迁《秦本纪赞》全用贾谊《过秦论》之例。可见前辈学有原本，下笔不苟，宜欧阳公服其用功深也。《旧书》纪传后有论，尚仍四六体，惟《顺宗纪》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且论后有赞，虽仿范史，究亦繁复。《新书》改四六为古文，又删除韵语，尤为得体。张巡、许远同功共事，叙巡功则远在其中。《新书》于《巡传》既详叙战功，故《远传》不复复叙，但辨其身后被诬，而引昌黎之说以明之，更见代裁之妙。《朝野佥载》记李畲母事，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之说。《新书·列女传》记畲母事，则改脚钱曰车庸，《王钅共传》又曰脚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鉴》裴度讨蔡，临行谓宪宗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新书》则云：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较《通鉴》语更为简劲。此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也。特其过求简净，有时或不免晦涩者。《旧唐书》武后阅骆宾王檄，至“一А之土”二句，叹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书》则述后语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旧书》杨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新书》改为师道妻异姓子，虽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为易晓。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书·长孙稚传》“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则未为无典也，而“异姓子”三字转不典。《通鉴》董昌将僭号，谓人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新书》改云：“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语虽稍文，然不是武人语，且又遗却卯时矣。又《通鉴》宦官杨复恭与假子守亮书曰：“吾披荆榛立寿王，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新书》改云“奈负心门生何”，则更颓弱无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传》，《旧书》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乃唐时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翻译者。《薛登传》，《旧书》载其谏选举一疏，《新书》既欲存之，则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为代作，如“陈篇希恩，奏记誓报”等语，原本所无，戛戛独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又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传》，《旧书》为中丞，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不避道。绛上疏论之，事下两省。两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今李绛所论，于礼甚当。是两省因绛疏而有此议也。《新书》则竟以两省所引韦谦事并入绛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诬古人矣。至其造语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于左。《太子瑛传》：李林甫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揠谓迎合也。时武惠妃擅宠，寿王其子也。林甫欲倾太子而立寿王，故云揠也）。《诸公主传》：懿宗女卫国公主卒，许群臣祭以金贝火之，民取煨以汰宝（谓取灰炼出金宝也。《通鉴》谓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绍传》：唐兵与桑显和战，绍缭其背，败之（谓绕出贼后也）。《苑君璋传》：衿肘变生（谓变起肘腋也）。《李回秀传》：挠意谐媚（谓曲意阿附也）。《裴矩传》：池酒休（即酒池肉林也）。《宇文士及传》：通淳勤（即通殷勤也）。《萧传》：亡不旋跬（即不旋踵也）。《萧廪传》：厉止夜行（即禁示夜行也）。《李峤传》：无所嫁非（谓无所委罪也）。《苏传》：朝鼎夕玷（谓迅速伏诛也）。《张说传》：逭暑（谓避暑之），祈陈哀到（谓陈情切至也）。《李甘传》：啮疽刳┩“（谓孝子吮痈割股也）。《李朝传》：胖然无避屈（谓泰然无所顾也）。《裴胄传》：蔓劾峭诋（谓株蔓以劾且丑诋也）。《王传》：良金厚革（谓坚甲利兵也）。《康承训传》：痍痕士（谓创残之兵也）。《孔巢父传》：铲迹民伍（谓晦迹于编氓内也）。《藩镇传序》：肱髀相依。《李正己传》：辅牙相依（皆谓互为唇齿也）。《李宝臣传》：嫁急热为表里（言急难相救也）。《李载义传》：扌失＜疒只＞邮人（谓鞭责邮人成疮也）。《李正己传》：矢液流离（谓溲溺俱下也）。《藩镇传赞》：引妖就螟（即谓即聋从昧也）《吴兢传》：不殊如带（谓不绝如带也）。《李光弼传》：揠贼本根（谓拔其本根也）。《李嗣业传》：以长柯斧堵进（谓军士列如堵竞进也。《通鉴》云军士执长刀如墙而进）。《马传》：漂血丹渠（谓血流满沟皆赤也）。《房传》：十年不谐际人事（谓不交涉世务也）。《史思明传》：筑城未冥（谓以泥涂衅也）。此皆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然尚多新辟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传》福寿叵涯，《薛颐传》卒叵之测，《张巡传》时人叵知，《贾饣束传》叵耐何，《安禄山传》叵可忍，又《承天皇帝传》以没奈何为末耐何，《李泌传》以率尔为帅尔，此则徒以新巧避陈俗，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子京于《郑余庆传》谓其奏议好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语，时人讥其不适时。何以子京明讥之而又自袭之也？《旧唐书》亦有涩语，如《韦渠牟传》：朝士皆元刂蹄甘乱以附渠牟。《新唐书》多回护《新书》于名臣完节者虽有小疵，而于本传多削之，盖亦为贤者讳之意。如褚遂良恶刘洎，遂诬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过。乃本传中绝不及，仅于传赞中略见之，而详其事于《洎传》。遂良又于江夏王道宗有隙，诬其与房遗爱谋反，流象州。又尝构卢承庆、李乾，皆坐贬。及贱买中书译语人地，为韦思谦所劾。此皆遂良短处，《新书》各见于道宗、承庆、思谦等传，而本传不载。马周初为御史，韦挺为大夫，不之礼。及周为中书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运粮辽东，事见《挺传》，而《周传》不载。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证，将廷辨。说惶遽欲从，宋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测，吾将与子俱死。”说乃以实对，元忠得免死。此事见吴兢、宋传及《通鉴》，而说本传但云张易之诬魏元忠，援说为证，说廷对谓元忠无不顺语，忤后旨，流钦州，而绝不及宋邀说之事。张嘉贞与说同相，说恶之，因其弟嘉犯罪，怵嘉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为幽州刺史，说代其处，事见《嘉贞传》而《说传》亦不载。张嘉贞为定州刺史，立颂恒岳，庙中有祈赛钱数十万，嘉贞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事见《旧书》，而《新书·嘉贞传》亦不载。姚崇荐李由黄门为侍郎，外托引重，实去其纠驳之权。崇又以韩思复沮捕蝗事，出思复为德州刺史，事见及思复传，而《崇传》不载。玄宗欲相韩休，李林甫知之，遂荐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为相，事见《林甫传》而《休传》不载。《通鉴》郭子仪以副使张昙性刚，谓其轻己，听吴曜之谮，奏诛之。田承嗣既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去。而《新书·崔光远传》子仪与贼战汲县，光远援之不力，及光远守魏，与贼战，子仪亦不救，故败。此数事皆子仪短处，而子仪本传不载。赵景与陆贽同相，贽恃久在禁庭，以国政为己任，乃徒景门下侍郎。姜公辅奏德宗云：“窦参尝语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杀参。时谓公辅所奏窦参语，得之贽，云参之死，贽有力焉。又贽素恶于公异、于劭等，既辅政，乃逐之，事见景及公辅、公异等传，《旧书·贽传》亦载之，而《新书》本传不载。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于文士尤多所回护。如《王维传》不载其入侍太平公主，弹《郁轮袍》求及第之事。郑虔污伪命六等，定罪谪台州司户，而《虔传》末尝云“终不臣贼”。邵说奏德宗，自叙陷于史思明本末，盖以雪其陷贼之丑。刘禹锡自作《子刘子传》，叙其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误。柳宗元遗萧亻免、许孟容二书，亦以辨其被罪之由。《旧书》皆不载，《新书》一一补之，全载其文，正所以代为昭雪。《旧书·韩愈传》谓愈文之不当者，如柳宗元罗池神碑，李贺不应进士《讳辨》，及《毛颖传》近于讥戏，又当时以史笔推愈，及撰《顺宗实录》，叙事拙于取舍，为当代所非。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愈婿李汉、蒋系方在显位，诸公难之，韦处厚独别撰以进。《新书》于此段议论尽删之，但云“愈文奥衍宏深，沛然有余，其徒李翱、李汉、皇甫从而效之，不及远甚，”而略无一语稍贬。盖子京本文人，故有气类之感，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书》多周旋《新唐书》著其人之美于本传，而别见其疵于他传，固不失隐扬之意。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使各得专其功，若不数传参观，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而与他人无与者。此虽善善欲长，究非信史也。吴缜《纠缪》己摘数条，如颉利之被擒也，《李靖传》则以为张宝相所擒，《江夏王道宗传》则以为道宗所执。一张昕之死也，《高固传》则以为固伺间斩之，《杨朝晟传》则以为朝晟父海宾所斩。一刘辟之叛也，《杜黄裳传》则云惟黄裳固劝不赦，《严绶传》又云绶以天子新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李吉甫传》又谓吉甫独请无赦。缜所纠レ，已略见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苏传》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在太极殿后阁，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是玄宗诛韦后时，惟一人执笔也。而《刘幽求传》又云：是夜号令诏敕一出幽求手。《李传》又云：韦氏之变，诏令严促，多草定。则一事也而系之三人，究未知何者为是耶。按《旧唐书·幽求传》玄宗讨韦庶人，是夜所下制书皆出幽求，而《传》并无诛韦时执笔之事，但云神龙中文诰皆出其手而已。然则草制敏速，本擅名一时，而诛韦之夕，实未当直，子京强以此事隶之耳。又《通鉴》：穆宗得风疾，裴度力请入见，并上疏请立太子。李逢吉进言曰：“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度与逢吉及两省官共成之也，亦见《敬宗本纪》。而《裴度传》则云：穆宗风眩，度独到内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为嗣。则全以此事归功于度矣。《李逢吉传》又独以此事归于逢吉，而略不及度，则立敬宗谁之力耶？朱Г之乱，德宗欲幸凤翔而中止，《萧复传》则云：复谓上曰：“凤翔乃Г旧部曲，恐有同恶者。”遂不往。未几，其将李楚琳果乱。而《姜公辅传》又谓：帝欲赴凤翔，公辅谓凤帅张镒乃文吏，军且有变，乃之奉天。则德宗之舍凤翔，究何人劝止耶？敬宗之崩也，为苏佐明所弑，刘克明矫诏立绛王悟，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讨克明等斩之，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门外庑。是文宗之立，全属守澄等功，度初不与知。《新书》于《文宗纪》叙之，略不及度。而度本传则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诛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是为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则并与李本纪自相牾矣。盖欧公作纪，据事直书，子京作传，以此事正当度作相时，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归之。其实非当时实事，则转不免阿好矣。《旧唐书》叙事疏误处《刘之传》既叙其在武后时为相，骞味道每归过于上，之则引为己咎，以此获后倚待矣。下又云：仪凤中，土番为边患，高宗问计侍臣，之独劝持重养威，以纾百姓之急。是高宗时事反叙在后，武后时事反叙在前，不免倒置。《韦安石传》既详叙先世，其子陟即附于《安石传》后，则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为关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一传中两述先世，何其不惮烦耶？《张九龄传》：玄宗在东宫，九龄拜校书郎，时帝未亲郊，九龄乃上疏请郊。按既云在东宫，何以云帝未亲郊？则所谓帝者，睿宗耶，玄宗耶？《新书》云玄宗即位，未亲郊，始明晰。
《李巽传》既云郎官来问疾，巽不言疾，但与校书程课，其夕即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复。
《李嗣业传》既云禄山反，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至凤翔谒见，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矣；下又云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亦太复。
《元载传》既云收载时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以载之故皆处极法。
《李光弼传》中氵单之战，既云擒其大将徐璜玉、李援、周挚矣，其下杯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则周挚一人不几两次被擒乎？《李正己传》既云侯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则正己与希逸为外兄弟可知；下又云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下又云正己卒，纳秘丧总父改，仍为乱。
《吕传》：庞承鼎为申泰芝所诬，令严郢鞫之，上疏论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书》帝：不听郢言，赐承鼎死，后泰芝以赃败，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诬死而波及郢也。《旧书》乃不载承鼎之赐死，竟似承鼎脱然无事，而郢独被其累者。
《新唐书》叙事疏误处《王雄诞传》，雄诞本杜伏威部将，雄诞擒李子通，降江华，并以国家威德谕降闻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后，故擒子通即送京师，其谕闻人遂安以国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则《雄诞传》应先叙明伏威降唐一语，乃见雄诞之尽力于唐。《新书》并不叙明，则所谓以国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于擒子通处，亦不言送京师，则似雄诞战功全为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传》，《新书》既从神符后增记其五世孙从晦矣，又从从晦追溯其祖模，殊颠倒失序。
《徐圆朗传》，圆朗通刘世彻，时盛彦师方被擒，在圆朗所，恐圆朗与世彻合则势益张，乃以李密杀翟让事阻圆朗。此正见彦师之忠于唐。《新书》既为彦师立传，则此事应入《彦师传》，乃反叙于《圆朗传》中，而《彦师传》不载。《狄仁杰传》，《新书》既叙其对武后曰：“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则此乃迎庐陵王后事也。乃传内此事反叙在前，而迎还庐陵王反叙在后，《高适传》，适在哥舒翰所，因翰败而逃。《新书》谓天子西幸，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极言翰之忠义。是适未尝在长安见帝也。乃上文先言翰败，帝问“策将安出”，适以“竭禁藏募兵”为对。则似翰败后适已先见帝于朝矣。下文又何以云“走间道，及帝于河池”也？
《王传》，《新书》增出兵助李克用讨李存孝，存孝数出兵攻，沟垒不成。袁奉纟舀诳之曰：“堑成，晋王当反，诸将非公敌也。”乃不出攻。及堑成，而存孝困，遂被缚。按此事本与无涉，何必于《传》详之？
《新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为张守裨将，以战败，守执送京师。九龄谓禄山有反相，请玄宗诛之。玄宗不听，曰：“君毋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禄山被罪时曾执送京师也。而《禄山传》则但云禄山盗羊被获，张守欲杀之，呼曰：“公不欲灭两番耶？何杀我？”守壮其语，乃释之。《旧唐书·安禄山传》亦同。则禄山之免死，即在守帐下，并无执送京师事也。而《九龄传》何以云？按九龄进《千秋金镜录》表有云：“开元二十四年，幽州节度使张守执败军将安禄山送京师，龄批张守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争，谓禄山有反相。上责臣勿以王夷甫识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禄山反后，玄宗思九龄先见，遣中使祭之。则其先执送京师，九龄请诛，自是实事，而《禄山传》误也。
《新书》于《仆固怀恩传》全叙其功，而不见悖逆之迹，竟似辛云京、骆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鉴》等书，当怀恩破史朝义后，贼将田承嗣等皆捧马足乞降。怀恩恐贼平宠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统兵柄，由是河朔诸镇终唐世为患。《纲目分注》：是时薛嵩以相、卫、、邢降于李抱玉，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降于辛云京。抱玉等入其营，嵩等皆已受代。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于是抱玉、云京各表怀恩有贰心。又《旧书·马燧传》：怀恩送回纥归国时，私与太原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辛云京觉之，乃斩竭诚，固城自守。然则怀恩之异心早已有之，不待云京等之激变也。
《新书·高仙芝传》：讨小勃律，会于土番之边云堡。堡之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城下据娑勒川，川涨不得渡。仙芝杀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业传》云：土番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郛。仙芝夜挤，及午破之。按《仙芝传》所云因山为栅，城下据娑勒川，即《嗣业传》所云娑勒城联木作郛者也。而《仙芝传》则云兵九千，《嗣业传》则云兵十万。
《萧铣传赞》：唐初群雄，惟铣最无罪。当赵郡王孝恭等围城时，城尚未破，铣即出降，以免生民涂炭，亦有何罪，而高祖杀之？此最失刑。乃《新书·铣传赞》谓铣诡辨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此论亦甚不公矣。
《李淳风传》：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已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对曰：“天命不可违也。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更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按是时武后已在宫中，而淳风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宫者，太宗岂不觉悟而尚肯留之？若谓因淳风之言而不杀，太宗以李君羡小名五娘，封武连郡公，其属邑皆有武字，恐其应谣言女武王之语，遂因事诛之，是未尝不欲除祸根者。何其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奇其术而附会之。《旧书》既载其详，《新书》亦全载之，何以无识若此！
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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