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和平，绝离不开武力的宣誓。
    这道理吴争非常清楚，刻骨铭心！
    但许多事，总归无法凭一腔热血，做到淋漓尽致。
    譬如说，第一军的北调，非但没有遏制住清廷对北方资源的控制力度，反而促使了清廷开始变本加厉地限制。
    可吴争不能立即下令北伐，因为，打不起。
    是，军工坊的火器越来先进，可再先进也离不开军械的制造和补充，更离不开大量的弹丸和火药补充，经过扩大的军工坊，尚远远不足以供给二十万大军进行一场决战的需要。
    是，江南商会的影响力几乎可以控制黄河以北的商业贸易，毫不客气地说，如果商会突然停摆，可以让顺天府在一两个月内，全城民众进入生计混乱。可最大的影响力，也挡不住敌人手中的屠刀。
    这是一种矛盾和对立，需要有极大的战略定力和智慧去化解。
    但，吴争的注意力并不在件事上，暂时无法解决的事，那就让时间去解决，这就是吴争的战略定力，认准一个方向，绝不动摇！
    此时吴争的注意力，在另外一件事上。
    五年前，时任镇国公的吴争，在杭州府发布新税令，辖下各府县的农税经过三个阶段进行减免，最后实现彻底免税。
    当时，这道政令被许多人反对和劝阻，其中就有钱肃乐、陈子龙，还有无数名门达户。
    这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相当于革命。
    财政的赋税是个定值，不管向谁征收，都得征收。
    农税收得少了，自然要从商税多收点。
    不向贫民征税了，自然得向富人征税。
    这是零和概念，非黑即白。
    当时的江南，因此事有过几场骚乱，如果不是吴争以“粮价战役”，在莫执念的帮助下，一举荡平了杭州城中那些大户、商贾，那么，就不可能再有大将军府了。
    当时骚乱是平息下去了，可质疑声一直存在，包括莫执念同样保留着意见。
    直到今日，新税令经过农税减半、减二成两个阶段，相较于改革之前，农税已经仅剩原先的三成。
    而今日，就是第三阶段的预定实施日期。
    也就是说，如果吴争点头，那么江南农税，恐怕从明日就要走入历史了。
    事实证明，吴争的思路是对的。
    随着江南工坊的林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雇工转变。
    在籍人口黄册中，商人、雇工的总和，已经接近总人口的三成，这是个非常大的比例了。
    而农民人口，随之下降到了不足五成。
    以莫执念、熊汝霖、张国维等人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而言，这相当危险了。
    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年所产出的粮食，需要供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二个半人。
    就时下的粮食产量而言，绝对是相当危险的。
    好在，江南商业的兴盛，商人有极大的兴趣向湖广、闽粤等地购买低价粮，这才使得江南各府县的粮食供应宽松。
    可如今问题出现了，如果彻底减免农税，那么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吴争原先无法预料的。
    在籍人口基本是个定值，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如同一个变数，务农的人多了，自然是经商的人少了。
    而减免农税的吸引务农者返流，在经过两次农税减少之后，吸引效应已经大大降低。
    也就是说，就算此时彻底免除农税，产生的吸引效应，也不显著了。
    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除了农民之外，各行各业都反对彻底免除农税。
    就象此时，莫执念力劝吴争收回成命一般，“……就算按最好的预期，免税吸引大量人口回归田地，王爷可曾想过，如今的江南，早已不是五年前的江南，各府林立的工坊，会因缺少雇工而面临困境……各工坊因找不到足够的雇工，只能提高单日报酬，从而使得利润急剧降低，甚至亏损不得不倒闭……大量民众突然失业同样会造成坊间混乱，而反之，这些已经失去土地的雇工会因无法得到土地而失去生计……。”
    “且慢。”吴争皱眉道，“失去土地的雇工？为何失去？孤没有记忆……大将军府显然没有颁布过雇工需要收回土地的政令吧？”
    莫执念惊愕。
    一边张国维解释道：“王爷或许……不知，随着大将军府的开设和松江新城的建造，加上如今已经修建完成的铁路，二地的地价，已经翻了数倍，甚至十数倍……恐怕没有人可能抗拒这种诱惑。”
    吴争明白了，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这，怪不了任何人。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
    当一笔原本几辈子都无法得到的财富，放在面前时，谁能不动心？
    吴争懂这个道理，在发布新税令时就，吴争选择的不是零和，而是将利益的馅饼做大，在不损害大户、商人的同时，提高贫民的利益。
    譬如，以江南商会和银行前身钱庄的抱团，去争夺北方商人的份额和市场，用高额的关税去贴补财政司的岁入和商人的利益。
    这个方法很有效，也是直接导致江南商人不再视吴争为“仇人”，反而视为利益趋同者的真正原因所在。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随着这张终有尽头的利益的馅饼到达可以扩张的极限，穷人和富人、商人和雇工、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等，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确实怪不了任何人，每一道政令，不管是“善政”还是“恶政”，终归是成就一伙人，剥夺另一伙人的，二者的根本区别是，成就人的数量多少罢了。
    原本不肯卖地的农民，因江南工坊遍地兴起，眼馋于雇工的日薪，卖出了土地，学着开办工坊。
    他们不是无产者，相反，他们拥有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卖地财富。
    但，这些人的抵抗力是最差的，因为他们无所长，不，他们所长的只是种地，而不是经营。
    那么，在开办工坊的顺风潮之下，他们确实可以生存，可到了逆境，首先死的，也是他们。
    这，更怪不了大将军府和“始作俑者”吴争。
    “让孤想想……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