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春节还有三天的时候，子谦忽然提议：“要不咱们出去散散心吧。”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我喜欢他的表述，不是“你陪我”，也不是“我陪你”，而是没有任何从属关系的“咱们”。他把目的地定在了西塘，那是一个位于浙江的古镇。他一边在网上找图片一边告诉我，自己第一去的时候，还是高中毕业那年。因为与北大失之交臂，他独自一人去西塘待了整整一个夏天，每天散步发呆，日子缓慢得几乎停滞。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些低落与失意就像上辈子的事情一样，被留在了那座悠悠的古镇。透过他的讲述，我仿佛撩拨开一段雾蒙蒙的回忆，在那段岁月里，有个瘦瘦高高的少年独自走过那些徽派建筑，走过那些流水和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过他的十九岁华年。“转眼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子谦微笑着叹了口气，“这一晃眼我学生都读了大学，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在各自收拾了一堆东西之后，我们在除夕的清早坐上了开往西塘的大巴——其实我本来打算订机票，可是子谦说坐大巴能看更多飞机上无法看到的风景，于是我就随了他的意。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到达了西塘，古镇空空无人，让灿烂的夕阳也显得寂寞。我们两个人站在窄窄的街上，旁边是绵长安静的流水，和沿河挂起的红灯笼。子谦仰着头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灯笼，把头转向我：“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找客栈。”我说：“还是您在这儿待会儿，我去找。”子谦说：“你路都不认识，找什么客栈。在这儿等我。”说完就径直往前走。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去，子谦回头：“怕我走丢了？”我说：“是怕我自己找不到您了。”子谦笑着叹了口气，很自然地攥起我的手。我再次感觉到了他掌心的茧子，坚硬，表面摸上去有丝丝的粗糙的纹路，大概是粉笔灰长年累月的腐蚀造成的。我活动了一下被他攥在掌心的手指，用逃出来的食指去触摸那些茧子，心脏微微有些发颤。好像他身体的每一处异样都是一个开关，连接着我全身上下所有的神经。子谦轻描淡写：“我写了十年粉笔了，所以会有茧子。”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言，他的话从来都是这么润物细无声。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明的安慰手段，就只是在变相的告诉你“我真的很好”，但却能让我心安他的此刻，同时更加心疼他的曾经。最终子谦挑了一间临河的客栈，推开窗户就是河水从眼前而过。房间很安静，我躺在雕花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没来由地就想起了爸爸。我把身体紧紧地抵着墙，隔壁就是子谦的卧室。我睡意全无，隐隐能听到讲话的声音。我猜是家长打来的，以拜年为借口，以拉关系为目的，这种事情对于班主任而言向来少不了。只是等到毕业之后，大多数家长把脸一抹，什么都忘了。

    我强迫自己把这一切统统忘记，笃笃的敲门声就在此刻响起。“芷汀，”是子谦的声音，“芷汀你睡了吗，咱们差不多该吃晚饭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开门，子谦扶着拐杖站在门外。我问：“老师，您不舒服吗？”子谦笑：“没什么，别担心。”我撤身让子谦进屋，他没有往我的床上坐，就只是扶着窗台站在窗边。半晌，子谦拍拍我：“走吧，咱俩出去转转。”我起身：“那好，您别带这个，我扶着您。”子谦安心地松手，拐杖无力地摔倒在地上，发出“当”的一声微响。

    除夕的下午，游客很少。街面上的大多数店铺都关了门，开着的只有零星几家，各种各样的西塘零食摆在小摊上：芡实糕、腌笋熏青豆、糖稀、油炸臭豆腐……我准备每样拿一点儿，结果买臭豆腐的时候被子谦拦下了：“要买可以，趁我不在自己出来买。”我看着他略显窘迫却又勉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就忍不住要笑，这样的他总会让我觉得无比的生动。付账的时候我说：“老师您帮我拿一下钱包。”当时我一手拎着零食，一手挽着子谦，根本腾不出手来做其他的事情。子谦就像没听到一样，把手伸向自己的外套口袋。我连忙制止子谦：“我自己带钱包了，”边说边放下零食摸口袋，却发现是空的。我说：“完了，放客栈里了。”子谦责备地望了我一眼：“开玩笑，我是你老师，跟我出来带钱包干什么。”我立刻没了话，安安静静地看着他掏钱结账，心里说不出的满足和受用。走得累了，我们就坐在沿河的长廊上。我买了小小的一团糖稀，两根木棍来来回回地搅，却怎么也搅不成白色。我不耐烦了，顺手就想将它丢到河里，子谦却将它拿过来，低头耐心地搅动。我扯了一小片芡实糕递到他唇边，子谦摇头：“不要，我牙疼，不吃甜的。”我坚持着：“就一小片而已，不要紧。”子谦这才把芡实糕咽下去。糖稀在他手里变成了白色，子谦把它举到远处看了看，然后递给我。我捧着糖稀傻乐，子谦说：“你笑什么。”“我高兴的，”我说，“这是您送我的礼物，得拿回家供起来。”

    也不知道静默了多久，子谦又说：“今天是春节，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报声平安好吧。”我摇了摇头：“我手机坏了。”子谦说：“号码总能背过吧。”我说：“背不过，除了您的号码我谁的也背不过。”子谦的手机里也未必会存我母亲的电话，我料定了这点。然而子谦从口袋里摸出手机递给我，通话记录的界面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安夫人”三个字，通话时间是不久之前。我看了一眼子谦：“她给您打电话了？”子谦说：“对，她说打给你你不接。”我问：“她给您打电话干什么？”子谦说：“她是你妈妈，关心关心你没什么不对。”“所以她知道我在您这儿，也知道我在西塘？”子谦点点头：“我还告诉她，你过会儿会打电话给她。”他把手机往我眼前递了递，“给妈妈拜个年，两分钟就行，好孩子。”我站起来：“我不想打电话给她，您干什么替我做决定？”“我本来也不想，”子谦轻叹一声，“可你妈妈在电话里哭了，说她对不起你。”“她真的太好笑了，”我说，“抱着别的男人哭完了，现在又在这儿跟您哭，她还真给中国女人长脸。”子谦没有接话：“打个电话，听话。”我说：“要打您打，反正我不打。”“芷汀，”子谦耐着性子，“芷汀，那是你妈妈。”“妈妈怎么了？妈妈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心中腾起一股委屈，站起来就往旅馆的方向走。“你停下，”子谦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我今天腿疼追不上你，你给我停下。”我心中一惊，连忙回头，子谦正扶着长廊的柱子试着站起来，柱子太粗他不好借力，身子刚刚离开座位就又前功尽弃地坐了下去。

    我连忙折回去坐下，子谦看了我一眼：“以前总说喜欢让我管着，结果一句说不好就转身走人。”我低着头慢慢靠近他，子谦又说：“芷汀长大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我的心因为这句话一下子软了，我扶住子谦的手臂：“可是我恨她，我爸爸去世才多久他就跟别的男人结婚，说不定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一块儿了，说不定我爸爸去世还跟他们有关系。”“这些话不能乱说，”子谦拿起腌笋青豆往我手心里倒，“你不能这么说自己的妈妈。”我没吱声，他把手机往我手里一放。我把腌笋青豆一股脑地吃进去，然后拨通了那个号码。“喂，尹老师。”母亲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与衰老想念全无关系。那一刻我真想把电话撂了，但我还是说：“是我。”还是和往日一样的客套，我很快就按掉了电话。子谦不轻不重地瞪了我一眼，他粗重的呼吸仿佛搅乱了西塘冬日下午的宁静。子谦不说话，只是叹气皱眉。我把手抚上他的眉心，自内而外一下下地捋开。我说：“别总是皱眉知道没有，小心以后年龄大了，这里拧成一个结子。”子谦弥抬起眼睛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你再这么气我，我能活到什么时候还得另说。”我狠狠地瞪着他：“大过年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我和子谦去了一间安静的酒吧，紧挨着不远的地方就是钱塘人家，可以送餐过来。子谦不看菜单就开始点菜，椒盐南瓜，白斩鸡，酸菜河蚌，响油鳝糊，清蒸白鱼、蝉衣包圆……暮色已经浓了，河边的灯笼和酒吧的霓虹灯一同亮起来。天色已经彻底黑透了，西塘静悄悄的，虽然有红色的灯笼点缀，但是仍然显得孤寂；住户们大门紧闭，但却不难想象推开门之后是怎样的笑语欢声。菜很快就上齐了，满满登登地摆了一桌。我指着桌上的酒：“老师，我可以喝吗？”子谦笑着点头默许。我给子谦倒酒，端起酒杯：“老师，春节快乐。”子谦把酒杯抵到我面前：“快乐真是次要的，能平平静静，老师已经知足了。”他不断地给我夹菜盛汤，我吃得正开心，一抬头却发现他已经停了筷子。我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那是独属于他的孤寂，我无法靠近。我转身看了看酒吧，舞台空空，店主正坐在吧台旁边一杯杯地喝着，大概也是无家可归的伤心人，才会在除夕夜买醉。

    “老师，我给您唱首歌吧！”子谦靠在椅背上，漫不经心地笑着：“好，我们芷汀唱歌好听。”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我原本只是打算唱一首欢快又聒噪的歌曲，让他在这个新年里不再孤单，可是当那首歌的名字跳入我的脑海中时，我的脸却一瞬间红了。那首歌真的再合适不过，可它的歌词却让我觉得胆怯。就在心中犹豫不决的时候，余光里刚好看到冷柜里满满的听装啤酒。我开了一瓶冰啤酒，一股脑地灌下去，无数泡沫在我的嘴唇绽开，大脑兴奋起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唱了那首歌，那是陈升的《风筝》。

    “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线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著风飞翔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著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如果有一天迷失风雨中要如何回到你身边/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游戏在天空/如果有一天扯断了线你是否会回来寻找我/如果有一天迷失风中带我回到你的怀中”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风筝，我怕子谦有一天真的会狠心扯断线，让我迷失在风中。我没有看子谦，我不好意思看他。最后一个音符从唇齿间滑出，我耳边响起一阵孤零零的掌声。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我不再胆怯，甚至渴望子谦能就这首歌的内容对我说些什么，可他只是笑着点了点头。酒精让我的大脑变得有些兴奋，我攥着子谦的手跪在地上：“老师，我就是风筝，不管我去哪儿，线都握在您手里。您什么时候想我，就扯扯手中的线，我飞得多远都会回来，可您千万别把线扯断，扯断了我就迷路了……”子谦端起酒杯笑笑：“风筝飞多高，是放风筝的人决定的。老师充其量是个教书匠，给不了你更宽的眼界。要是照这么看，迷路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走着走着就找见了新的天地。”我讨厌他这样贬损自己：“您是教书匠那我还不是一样！新天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赌气地说，“新天地都是狗屁，我就爱待在您身边。”“又说孩子话，”子谦理了理我的头发，“再过几年就该跟男朋友结婚了，到时候春节得在父母家过，总陪着我这个老师算怎么回事儿。”我说：“哪有什么男朋友，还不知道在哪儿待着数圈圈呢。”子谦笑：“总会有的。”我说：“那我也得在结婚之前就跟他说好了，除夕必须跟我老师一起过，答应不了就直接卷铺盖走人。”我说得无比认真，子谦却轻描淡写地笑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您不信是吧？那咱俩打赌好不好，赌我结婚之后回来跟您过年，打赌行不行？”“我才不赌，”子谦看了一眼窗外深深的湖水，又把头转向我，“这个赌不公平，因为你肯定会输。”

    临近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和子谦走出了酒吧。整个西塘已经沉睡在了梦里，只有一家店铺还在街道的尽头亮着微弱的灯光，那是一家河灯店，铺面上摆满了各种颜色与样式的河灯，尽管没有点燃，却依旧斑斓了一片黑暗。我和子谦不约而同地站下来，不约而同地挑了一盏式样简朴的白色河灯。河水在深夜变成了一条波光粼粼却又无比漆黑的锦缎，灯笼的倒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蹲在河边，点燃了其中一盏灯。“爸爸，”我在心里小声说，“这个春节有老师陪着我，可我还是非常想您。”我把河灯放入水中，才发现子谦正望着远去的微弱火光，神情空茫。我走过去挽着子谦：“老师，子衿她一定能收到。”“我知道能。”子谦淡淡地笑了。

    我们从西塘回来的时候，寒假已经临近尾声。隆冬的寒气依旧席卷着每一条街道，可我的心情却与离开的时候大相径庭。当把自己想象的太脆弱时，往往会发现结果比预想中坚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