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大年初四，我来到这个人世。据说母亲生我时，一直洋水不破，接生婆说没有办法，吓得奶奶和邻居五奶奶去请另一个年纪大的接生婆。由于奶奶心情紧张，那个接生婆年纪又很老，腿脚不利索，奶奶和五奶奶搀着接生婆走的飞快，据说那个老接生婆的两只小脚都离开了地面，差一点就飞起来了。那个老接生婆果然经验丰富，用手扣破了洋水，我顺利降生。现在家里有一张我100天的黑白一寸照片，坐在一个椅子上，带着一个兜肚，脸胖嘟嘟的，表情呆滞。据说照这张照片的时候，母亲躲在椅子后面，蹲在那里，用手在后面扶着我。
    1972年至1975年，记忆基本上是模糊的。有几件小事，分不清是哪一年。
    一个夏天下雨，大人忙着把院子里的东西往屋里搬。大姐赶忙把院子里种的一棵小桃树用手拔起，跑到屋里跟母亲说：“娘，我把桃树拿到屋里来了。”母亲苦笑不得。我每次说起此事，母亲总是不相信，说我可能是后来听大人说的。因为大姐比我大六岁，大姐如果还不知道桃树不能搬到屋里，说明大姐还很小，那我就更小了，顶多一岁多，不可能记得。可是我的记忆里是很清楚的，还记得当时我看他们都笑，不明白笑什么，后来问妈妈我才明白。
    二姐从小体弱多病，而且由于第二胎又是女孩，奶奶不喜欢二姐。一次二姐病在炕上，哭着要吃苹果。母亲没有一分钱，跟奶奶要，奶奶不给。后来是一个自家的爷爷给了钱才买来一个苹果。那个苹果又分给我半个。
    我的老爷爷（曾祖父）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屋里，偷偷从箱子一样大的收音机壳子里掏出桃酥等好吃的给我吃。因为从我爷爷、我父亲到我，已经是三代单传，老爷爷对我疼爱有加。每逢集市，老爷爷就拄着拐杖领着我去赶集，老爷爷还给我买了我平生第一本连环画，忘记是什么名字了。
    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城的爷爷那里。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看着夕阳把我和父亲还有自行车的影子投在大地上。我让父亲蹬快一点，父亲就用力再用力。我看着跟我们跑的影子，还嫌父亲骑的不够快，说再快一点。
    1976年，周总理毛主席去世。感觉天要塌下来，很恐怖。姐姐已经在本村上学，看见姐姐在家自己制作白花别在衣服上。据说姐姐和同学还在村子里游行纪念伟大的领袖。就是在那一年，老爷爷大病了一场。家里赶忙制作好了棺材。后来老爷爷病好了，经常走到放杂物的小屋里，用手去扶摸那口棺材。我们还问他棺材好不好，老爷爷总是笑着说好好。
    1977年，我背起书包去上学。到放学时，发现我的本子被一个同学撕碎了。放学的时候，我站在学校门口伤心地哭泣。二姐放学见我哭，就去教室里给我找本子，结果找到了我的本子。同学撕碎的不是我的本子。但是我因此推迟了一年上学。
    1978年，我终于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还记得老师教我们认识数字：“1像粉笔，2像鸭子，3像耳朵，4像红旗”由于成绩优异，老师带着我去参加全县的考试竞赛，我一举夺得第三名，轰动了全校。校长专门召集全校的师生开大会。当校长正举着奖品和奖状在讲话时，前面高年级的同学回过头来跟我说：“快去要阿！”我于是冲出人群，跑到校长面前，踮着脚伸出手去要奖状，引得全校师生大笑。放学的时候，我后面跟了一群人，我就象英雄一样走在前面。
    1979年，老爷爷再一次病危，家里来了好多亲戚。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和姐姐带到老爷爷的屋里，老爷爷躺在那里，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伸着手让我过去。睡到半夜，听见哭声。我醒过来，姑奶奶（老爷爷的女儿）哽咽着跟我说着什么，说了几遍，我一直听不清楚。姑奶奶忍住悲痛，跟我说：“你老爷爷死了。”我还不知道死是什么，只是呆呆地。天亮后，家里乱糟糟一团，没有人告诉我应该作什么。我背起书包照常上学去了。当我认真地坐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老师还表扬了我，说我家里有事也不耽误上学。
    1980年，印象中只是上学，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就起床，拿着在炉子上烤的红薯或者馒头去上学。每次我走出家们，家里的大黑狗总是在后面跟着，我往回撵它几次都不行。有时候只好往自家的院子里扔一点烤馒头，趁大黑狗去吃馒头的时候我就飞快的往学校跑。
    1981年，弟弟出生了，全家高兴，三代单传，我们家香火不旺的情况终于有了改观。每到大街上，总有人跟我开玩笑：“桂锋，这一回多了个弟弟，以后家里的东西可要分给你弟弟一半啊。”我总是笑，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个同学回家跟他娘说：“娘，你看人家桂锋都有弟弟了，咱也生一个弟弟吧。”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我来到县城上学，跟爷爷奶奶小姑一起生活。也是在这一年，邻居我奶奶家的春兰小姑不知得了什么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春兰姑那一年13岁。
    1982年，一个同学在卫河游泳的时候淹死了。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玩，第二天他跟同班的几个同学偷偷去县城东边的卫河去玩，站在一个船上不慎被固定船的铁链子给打下了水，再也没有上来。过了几天之后才在下游的一个地方被打捞上来。据说这个同学的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去河边去找自己的儿子，还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1983年，小姑结婚。我没有见到结婚的场面，放学了才去吃饭。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中学。初中有一个同学给我印象深刻。据说他父亲死了，母亲改嫁，跟着80多岁的奶奶生活。来上学时穿着粗布衣服，站在同学中间很显眼。后来好多同学的家长来给他送衣服和吃的。一次一个同学跟我说：“他一点也不孝顺，好吃的东西不说拿回去给奶奶吃，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吃。”但是我还是很可怜他。
    1984年，我们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班主任，处于混乱状态。后来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主动来给我们上课，上自习的时候来监督我们，好像我们的班主任一样，那个老师姓孟。孟老师长得很瘦，印象中总是嘴里叼着烟。有一次上课要上课了，孟老师刚刚把书放到讲桌上，讲桌就慢慢朝一边倒去，最后瘫倒在地上。孟老师生气地站在讲台上，同学们则忍不住哄堂大笑。
    1985年，在继续我的初中生活。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神经病音乐老师，一次来给我们上音乐课。本来我们那一节本来是英语课，而且学校早就不安排那个音乐老师上课了，但是她忍不住就来教我们唱歌了。那一次是教我们学唱小草，教的很认真，就是有时候跑调，我们一边学一边偷偷地笑。教我们英语的老太太黄老师来了，趴在门缝那儿看见这个老师在给我们上音乐课，吓得没有进来，一路小跑回去了。这一年，我跟姥姥、母亲、弟弟去了一次北京。
    1986年，初中毕业，继续在县中学上高中。高中一年级在六班，班主任王老师根本管不住班里的学生。一次王老师跟一个同学在教室里打了起来，王老师一边跟那个同学扭在一起，一边喊着班长的名字，让班长过去帮忙，但是班长站在那里没有动。全班同学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热闹。
    1987年，我们高一六班在升入高二的时候被解散，班里的同学分到另外五个班里。我被分到五班，班主任是石老师。一次过年班里开联欢会，同学们没有一个人上去表演节目，石老师你们不来我来，就站在那里唱了一段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
    1988年，升入高三。每天奋战在题海里，现在想起来虽然辛苦但是也有很多收获。若不是刻苦学习考入大学，现在可能还在老家种地。在这一年的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收到了同班一个女同学的纸条，让我诚惶诚恐。我那时一直想着好好学习考大学，从来没有想过谈恋爱的事情。后来有过几次纸条的来往。在大学里通过几封信，女同学的来信每次都很厚，很有文采。后来渐渐失去联系。这一年大姐结婚，婆家在另外一个小村庄里。
    1989年，高中毕业。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中受尽煎熬，因为一直到中专的通知书都来了，我才收到东北财经大学的通知书。在等待的过程中，有一位成安的女学生因为跟我考入同一个大学，也是因为通知书的事由父亲带着专门找到我。一次一个邻居跟奶奶说：“桂锋上学走了，大娘你会想的。”奶奶说：“可不是，那一天桂锋没有在家，我总是看着他好像躺在床上一样。”快开学时，奶奶跟我说：“到那里，看人家别人穿什么你也买，看别人吃什么你也买，别让人家笑话。”那一年，奶奶73岁，满头白发，爷爷70岁，离休在家。开学时，父亲一直送我到学校。在去学校的路上，怕随身带的钱被偷，把钱装一个塑料袋里，放在我的鞋里。第一个寒假回家，才知道二姐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家里没有通知我。
    1990年，因病住院一次。办住院手续时，因为医院里没有病床，医院里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为我跑前跑后，说我是她的亲戚，才给我办了手续，那位阿姨姓刁。同学和老师纷纷前去探望。在医院的病友有各种各样的人，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的复杂。等我病好了，给爷爷奶奶写了一封信，把的病得事说了。寒假回到家时，爷爷奶奶正在吃饭。等我吃完饭，奶奶才告诉我，爷爷在一个雨天给鸡喂食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右腿骨折了。我这才注意到，从我回家爷爷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起来。后来听姐姐说，爷爷看到我那封信，看着看着就哆嗦起来。
    1991年，继续着我的大学生活。每天上课吃饭睡觉，偶尔逛逛街，偶尔去星海公园和黑石礁去遛哒遛哒，寂寞而无聊。没有了刚入学时候的新鲜和雄心壮志，淹没在东财的人海中。
    1992年，这一年的秋季开始实习。每天像上班一样从学校赶到实习单位。单位的人对我们都很友好，经常称呼我们小朋友，也不给我我们派多少活干。班主任王老师还曾专门到我们实习的单位，跟那里的领导介绍我们在学校的情况，了解我们在单位的实习情况。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一次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一起去公园。在看蟒蛇的时候，在蟒蛇馆里放了一只母鸡让蟒蛇捕食。那只母鸡吓得缩在一边，却在那里下了一只鸡蛋。女同学问我：“怎么没有公鸡母鸡也能下蛋啊？”让我和另一个男同学大笑了半天。
    1993年，大学毕业。同学们各奔东西，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记得云南的杨明走时，只让我们送到宿舍楼下，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班长说道：“杨明一走真的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了。”班长强行又把杨明送到公共汽车站。班长真的见不到杨明了，不是因为太远，而是因为班长在五年之后就因车祸去世了。我跟好几个同学坐同一列火车，在秦皇岛车站送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下车。在站台上握手时，她的眼里满是泪水。我知道，曾经朦朦胧胧还没有开始的一些事情，已经结束了。
    1994年，在工作单位因为没有关系，不是子弟，总是被安排的最苦最累的岗位，感觉暗无天日。最后通过考试，来到单位下属的信托投资公司搞证券。在随后的一两年里，频繁地来往于上海和邯郸，穿了两年的红马甲，经历了中国股市惊心动魄的时刻，最后证券业从银行分离，又回到银行。
    1995年，爷爷去世。这一年，先是奶奶偏瘫，爷爷每日唉声叹气。一天，爷爷去给奶奶叫医生，医生来了正在给奶奶检查，爷爷突然心脏病发作，躺在床上几分钟之内就去世了。等我从上海赶回来，爷爷已经埋葬了，没有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这一年，在打了多年光棍，在经历了多次相亲之后，终于找到了意中人。女朋友的单位就在我单位的对面，一次她晚上值夜班，我正好在单位的办公室，在窗户里可以互相看到。据说有一次，晚上我在一个路口等她，女朋友的妈妈骑着三轮车在我面前经过，偷偷地相了我一回，回去跟她说我怎么长的那么黑，其实我很白。第一次上门，我问她要买点什么，她说什么也不用买，我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买。她看见我说：“你真的什么也不买？”我才买了一点东西。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自己真是傻得够水平。
    1996年，我们结婚了。租的房子，是六楼，买了简单的家俱和家用电器。提前照了婚纱照，只花了400多元钱，挂在新房里。现在早收起来了，每次看到总觉得表情夸张的可笑。父母姐姐等亲戚在我结婚的当天就赶回老家，结果赶上一场大雨，父母晚上一点多才回到家。蜜月去北京旅行，住在一个小旅馆里，每天早晨在路边的小摊上喝小米饭，晚上在大澡堂里洗澡。回来后老婆的同事看我们的照片，说像两个中学生。
    1997年，信托公司解散，我被分到铁西一个筹建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的时间有两个小时。筹建处到最后也还是筹建，我们每天无所事事，乒乓球的水平在这一段时间有了很大进步。这一年的夏天，老婆怀孕。
    1998年，女儿出生。在女儿出生的前一天晚上，老婆说到了预产期怎么还不生，就从六楼下去又上来，还在家里提了提煤气罐，结果早晨4点多就见红了，女儿下午就出生了。护士把女儿从产房抱出来交给我，女儿竟然睁着眼睛，不哭不闹。那天晚上我几次起来去看女儿，因为听不到她的呼吸声，心里害怕。这一年，我在的筹建处终于解散，又被分到另一个部门。
    1999年，看着女儿整日憋在六楼，就重新租了一套房子，一楼。认识了蔡姨一家人还有很多邻居，都是普通老百姓，日子过的磕磕绊绊，对那句老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女儿在茁壮地成长，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让我们惊喜不已。从女儿6个月到三岁，换过四个保姆，其中有两个是从我老家找来的，竟然都比我还大一辈，我还要叫她们姑姑。其中有一个因为女儿不喊她姑奶奶而喊她小姨还哭了一次。
    2000年，在老婆的极力争取下，买了一套按揭房。有一段时间经常跟着老婆去各处看房子，总也没有十分满意的。一次老婆看中一套房子，犹豫了几天，再去看时人家已经卖出去了。晚上老婆睡着觉突然坐起来说道：“没有买那套房子太后悔了。”后来终于等到现在这套房子，交了三万元的首付，开始每月还贷款，经济陷入空前的紧张状态，还曾经想过要退掉房子。后来房价一直上涨，又开始后悔，当时怎么没有多占住一个房号呢，多少也能赚几万。这一年，瘫痪了五年的奶奶去世。看着奶奶安详地离去，感到奶奶终于解脱了，没有太多的悲哀。
    2001年，女儿三岁了，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天女儿高高兴兴就去了，中间姥姥去接了一次还不回来，冲姥姥挥着小手说：“姥姥你回去吧，我不走。”等到放学时我去接，看见女儿正在哭，脸上沾着黑乎乎的炸酱面。老师说孩子吃了两口。当天晚上女儿一直说梦话，只有一句：“我不上幼儿园，我不上幼儿园。”第二天女儿就病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才又去幼儿园。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女儿在幼儿园的联欢会上竟然表演了三个节目，那时候女儿上幼儿园才两个多月。我们不得不佩服小孩子的适应能力。这一年的年底，岳母拆迁的房子盖好，我们结束了长达五年的租房生活。我们的新房子也领了钥匙，忙碌了一个多月装修房子，每天都在跟卖装修材料的老板和装修工人斗争。
    2002年，我们搬进了自己的新房子。看着属于自己的新房，心中无限感慨。由于害怕装修污染，每次回到家，先让女儿在门外等着，我们进来打开窗户，通风几分钟再让女儿进来。我和老婆还经常因为开不开窗户而争执，总是我开的大，她一会就给关小了。这一年，上幼儿园的女儿开始上各种兴趣班了，有珠心算班、舞蹈班、手工制作班。
    2003年，老婆去北京进修，我自己带着女儿。夏天开始闹非典，上班都带着口罩。在北京进修的老婆回来，害怕携带非典病毒，在外面主动隔离了几天，要回到家的时候，我在家等她，商量的是我看到她回来就先躲到地下室，老婆回到家了我就从地下室直接走。后来由于我没有注意到出租车的声音，老婆进家门了我还没有出门。老婆着急地说：“你怎么还没有走？！”我和女儿住到岳母家，老婆自己在家不敢出门。非典期间我们像经历了一次生死离别。
    2004年，老婆在北京进修完了，终于回来。女儿开始上一年级了，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掏了2400元的择校费。老婆也从原来的单位辞职去了一家私营单位。收入高了，可是更忙了。
    2005年，在考了几年注册会计师之后，终于放弃了，我现在把注册会计师考试称作变态的考试。考过了中级会计师，也算没有白学。继续写文章，写完了就发在网上，不指望靠写作养家糊口，但是心中还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