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他说在1994年10月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zuo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他们还作证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
    7月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
    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
    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至10年有期徒刑。
    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4日，1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谋杀罪的量刑可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判刑与审理的法律程序基本相同。
    公诉方仍由凯茨·盖斯作开场发言。他再次强调苏珊·史密斯的“九天欺骗和九天诡诈”。
    达韦德·布卢克代表被告方致开场白。已经有了陪审团的裁决，被告辩护律师必须对自己的立足点作相应的调整。达韦德·布卢克在发言中接受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指出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陷入深深的困境的、心灵脆弱的女人，为了爱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达韦德·布卢克说：“实际上，对苏珊·史密斯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在本案审理期间，不少证人，包括为公诉方出庭的心理专家唐纳德·摩根博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公诉人托马斯·波普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几组录影带。人们又看到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眼含热泪，祈求上苍惩罚劫匪，让她的孩子们平安归来。
    亚当·维尔希中心的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第一个出庭。她说案发之后，苏珊·史密斯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不像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
    苏珊的表嫂玛嘉莉·格利高里则告诉陪审团，苏珊·史密斯如何在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编造谎言杜撰案情，蒙骗警方及公众达九天之久。玛嘉莉·格利高里就职于南卡罗来纳州里齐兰地区警署公共信息办公室。案发后琳达·卢索特地请她来代表苏珊家人处理与媒体的诸多事宜。
    公诉方最后一个，也是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证人，是苏珊的前夫戴维·史密斯。他身着白衬衣，系一条孩子气的迪斯尼米老鼠领带，那是儿子迈可生前最喜欢的领带。戴维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庭，自从1994年10月5日的那个悲惨的夜晚，“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我一辈子的计划和打算全都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可能与迈可和亚历克思共度我的后半生。”戴维·史密斯泣不成声，陪审员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一同掬泪，旁听席上也传来阵阵呜咽。法官威廉·霍尔几次击槌“肃静！”无效，只得宣布暂时休庭。当苏珊被法警带过戴维身边时，苏珊哭喊道：“对不起，戴维！”戴维无动于衷。
    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方没有对戴维交叉取证。在审理期间，被告律师们曾一再追究戴维的言行。可以肯定，作为被害者的父亲和被告人的丈夫，戴维对这场家庭悲剧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预言，当戴维出庭时，达韦德·布卢克绝对不会放过他。公诉方也为此作了相应的准备，在移交证人之前，托马斯·波普已事先请戴维在法庭上澄清了几个被告方可能会纠缠的问题。
    事后人们纷纷猜测，也许因为戴维·史密斯已经在证人席上打动了陪审团，赢得了众人的同情，被告方再怎么对他穷追猛打亦无济于事。过了很久达韦德·布卢克才露出了口风说，是他的委托人苏珊·史密斯请求他不要为难戴维。苏珊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人们当中，她最对不起的就是戴维。
    因为公诉方业已赢得了陪审团的裁决，法官终于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出示部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照片，但仅限于胳膊和腿部。
    公诉方最后在法庭上播放了技术专家们模拟酒红色马自达从斜坡滑入约翰·d·隆湖水的实验录像。因为引擎等机械部分都在轿车的前部，案发时车后厢基本是空的，湖水开始渗入车内不久，马自达的后部翘出水面，头部扎进水中。公诉方律师凯茨·盖斯在电视屏幕旁作同步解释说，这时候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被冰凉的湖水激醒。当马自达开始翻转时，两个孩子脸朝下对着湖水，就像被人把头强摁入水中一样。实验表明，因为门窗紧闭，需要整整六分钟才使湖水灌满马自达。可以想象，小哥儿俩在这六分钟里是如何惨不忍睹地挣扎、哭喊、扑腾……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阿尔琳·安佐斯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她这次作证的着重点是史密斯夫妻关系中的不和谐之处对被告人心理和精神的影响。安佐斯博士以大量的事实说明，1994年8月，史密斯夫妇最后一次分居之后，苏珊的精神状态开始急剧恶化。特别在苏珊以戴维和蒂凡妮·摩尔的婚外恋为由提起离婚上诉之后，戴维做了一系列有损于被告人形象，侵犯被告人隐私权的事，诸如窃听电话，私自搜查被告人的提包，并让蒂凡妮·摩尔跟踪被告人等。10月1日，戴维得知了苏珊与j·卡瑞·费利的奸情，当场威胁被告人说，要把这件事张扬给费利夫人。阿尔琳·安佐斯指出：“苏珊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女人，她的绝望和自杀企图就是在这时形成的。”四天后，苏珊把马自达连同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一起送进了约翰·d·隆湖。
    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戴维·史密斯事后评论说，不和的夫妻比比皆是，但只有像苏珊·史密斯这样的邪恶女人才会对孩子们下毒手。
    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代表被告人家属走上证人席。与其说是作证，他更像是在向人们乞求妹妹的性命：“我们已经失去了迈可和亚历克思，如果这出悲剧还要被利用来把苏珊送上电椅，那岂不是残忍和荒唐吗？”“苏珊并不在乎死亡，她真正害怕的是活着的煎熬。”“还有什么惩罚能比失去两个孩子更让苏珊感到痛苦？！”
    最后出庭的是苏珊的继父巴威利·卢索。他承认自苏珊还是少女之时，他就开始了对她的性骚扰，而且后来从未间断过。他们之间的性行为基本都发生在卢索家，只有一次是在苏珊和戴维的托尼路的房子里，还有一次在施巴坦堡的旅馆房间里。巴威利·卢索说，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指责，他自认对史密斯兄弟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巴威利·卢索在法庭上念了他在父亲节写给苏珊的信，并告诉陪审团：“苏珊深爱她的孩子们，但她有病。正是这种病态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太可怕了！”
    在接下来的双方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敦促陪审团判处被告人苏珊·史密斯死刑。他说构成这出悲剧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苏珊自己的决定——“苏珊·史密斯决定开车去约翰·d·隆湖。”“她决定让迈可和亚历克思从斜坡滑进湖水里。”“最可恨的是，为了掩盖她的罪行，她决定撒谎。”托马斯指出，苏珊·史密斯现在所表现出的痛悔和自责无非和她那九天的谎言一样，只是为了蒙骗公众，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又善于精心部署策划，为了情人而不惜毁掉两个孩子的冷血凶手。
    被告辩护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手捧一本《圣经》开始了他最后的发言。他追述了苏珊·史密斯不幸的家族史和她本人坎坷的生活经历，他承认是苏珊自己的决定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相信陪审团的决定应该比苏珊的明智，那就是判处被告人苏珊·史密斯无期徒刑。达韦德·布卢克打开手里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中的某一页，那个故事讲的是一位通奸的妇人被抓住后，按照当时当地的俗规，她将被众人用石头活活砸死。耶稣基督赶来了，他对众人说——达韦德·布卢克在法庭上高声念道——“你们中如果有谁觉得自己没有罪，就请他先砸下第一块石头吧。”众人闻言纷纷放下手中的石头，相继离去。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罪孽。达韦德·布卢克最后说，苏珊·史密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仅此一点，她只要在这世上活一天，她就一天不得安宁。
    陪审团离庭审议之前，威廉·霍尔法官问被告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讲，苏珊·史密斯痴痴地摇摇头。
    陪审团又用了两个半小时，于1995年7月7日，星期四，下午4点8分，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决定。正如被告方所希望的，陪审团判处苏珊·史密斯无期徒刑。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在监禁期满0年后即有权申请假释，届时将是05年，苏珊·史密斯已年满5岁。
    陪审团成员们后来对记者表示，他们在为苏珊·史密斯量刑时，除了被告方律师陈述的种种理由外，还考虑了豪德·韦尔士警官所说的，苏珊自己的坦白交代，有助于警方的破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维·史密斯直言道，他尊重陪审团的决定，但并不同意。他认为苏珊·史密斯应该被处以极刑。戴维说，0年以后，他将出席苏珊·史密斯的每一次假释听证会，他将尽自己所能阻止这个女人活着走出监狱。
    琳达·卢索曾对不少人说起，苏珊生性懦弱温顺，她担心女儿熬不过那人间地狱般的牢狱生涯。
    苏珊·史密斯双命案过去了三年后，大约是1998年，笔者有一次在超级市场无意间瞥见一张小报，头版是一幅苏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和照片一起配发的消息说，苏珊在狱中经常挨揍，因为她无端栽赃黑人，更因为她亵渎了人类最神圣最无私的情感——母爱。
    08谎言织就的梦
    1998年的独立节正好是星期六，节日加周末使平日繁华而繁忙的曼哈顿变得安宁而清静。纽约市警署的侦探们谁也没想到，两桩大案正在等着他们。
    这天下午，隶属于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署的逃犯缉捕特别行动组的十几名侦探，被从各自家中的独立节烧烤野餐上紧急召回到位于曼哈顿的总部。联邦调查局特派员戴维·司托在会上告诉大家，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警署来电，要求纽约方面协助抓捕两名涉嫌诈骗和谋杀的通缉犯——娴泰·凯梅斯，女，64岁，肯尼·凯梅斯，男，岁。
    三个多月前的月14日，一位捡破烂的流浪汉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垃圾箱里发现一具尸体。尸体装在一只大型超厚的黑色垃圾袋里，外面再用电缆胶布捆绑。死者名叫达威·卡兹丁，男，6岁，头颈及胸部多处中弹。从在其体内取出的子弹及其他线索查出，凶器是一把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枪主名叫思坦利·帕得逊，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筑工程师。6月7日，当洛杉矶警署主持此案的警官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拉斯维加斯辗转找到思坦利·帕得逊时，方知案发之前，手枪已经转到了名叫嫒伦和肯尼的母子手中。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访谈中了解到，1997年，工作了19年之久的思坦利·帕得逊被公司炒了鱿鱼。迫于生计，55岁的他只好从报纸广告栏里找一些零工。1998年1月，思坦利受雇于一位名叫嫒伦的女人。报纸上的广告登的是房屋维修和搬家，但嫒伦只要思坦利帮忙把家搬到洛杉矶。嫒伦的儿子肯尼得知思坦利收集各种枪支，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母子俩专程到思坦利家参观他的收藏，并表示愿意买下几支枪，思坦利由于经济拮据也正打算变卖一些家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日并未成交。
    一个月以后，1998年月，肯尼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思坦利，让他再次将他们存放在家用仓库里的家具等物从拉斯维加斯运到洛杉矶，并请他顺便带去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肯尼最后在电话上问思坦利：“你能告诉我如何消声吗？”
    “你为什么要消声？”思坦利问。
    “我想在后院练习射击，但不好影响邻居们。”
    “找一个土豆，用刀挖一个孔套在枪管上，和正规的消声器效果差不多。”
    “就那么简单？！”
    到了洛杉矶，肯尼拿走了两支枪说是“试试火”，不久就送回来一支，并告诉思坦利另一支他要了。
    但直到思坦利离开洛杉矶，肯尼既未付钱，也未办理枪支过户手续。思坦利心里嘀咕嘴上却不好说什么，因为嫒伦讲还会给他更多的工作，还要买更多的枪。
    现在，思坦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又询问了若干细节，并记下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地址电话。他们明确地告诉思坦利必须与当局合作，否则将以同谋问罪。
    此时，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住处已是人去楼空。不过警方很快查出，这对母子姓凯梅斯，儿子叫肯尼不假，母亲的真名叫娴泰，此外她还有个别名或假名，或曾用名，包括一个“龙女士”的自封号。这位职业骗子的犯罪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截至1998年，她已先后十余次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偷窃、抢劫、奴役、伪造证件等等。肯尼则是在成年之后做了娴泰的帮凶。
    被害人达威·卡兹丁曾经是肯尼已过世的父亲肯·凯梅斯的生意合作人，他俩的交情非同一般，所以当肯·凯梅斯为某些无法言说的目的而转移和隐瞒财产时，达威同意将肯在拉斯维加斯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放在自己的名下。达威后来经营一处复印机行，被害之前他正准备退休。
    严格地讲，洛杉矶警署尚无确凿证据逮捕凯梅斯母子，但犹他州却有一纸通缉令。娴泰和肯尼曾于当年月在该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用一张非法支票骗购了一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
    很快，思坦利·帕得逊接到了“嫒伦”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时间是7月日早晨7点15分。“嫒伦”要他去纽约接管一幢叫做苏尔曼大厦的豪华公寓楼。她详细地指示思坦利首先要把所有房客都赶走，等整幢公寓内外装修完毕后再重新招租，然后思坦利就是公寓楼的经理兼维修工程师。“嫒伦”特别关照思坦利再带去一些他的“玩具”——枪支。思坦利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挂断电话后马上拨通了洛杉矶警署。
    后来“嫒伦”又给思坦利来过几次电话。直到独立节的头一天，7月日晚上，他们终于讲定思坦利在7月5日早晨飞抵纽约，下榻希尔顿饭店，从那里再与“嫒伦”的手机联系。
    7月5日，星期天早晨，思坦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按照事先与警方的约定，他从头到脚一身牛仔装扮，两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迎上前去。
    “请问您是德韦特先生吗？”
    “今天不是，”思坦利用暗号对答，“我中间的名字叫德韦特。”
    思坦利被直接带到联邦调查局大楼8层的逃犯缉捕别动组总部。经过一小时的盘查后，他和戴维·司托率领的十几名侦探一起来到位于6街与西54道交叉处的希尔顿饭店。上午11点0分，思坦利开始拨打“嫒伦”——娴泰的手机，连续几次都无人接听，每次他都留言说他已到达希尔顿饭店。11点6分，娴泰终于回电，说他们正在新泽西州的花园州大道上，车出了点故障，要两小时以后才能与思坦利见面。此后近三个小时娴泰的手机关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