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
    “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
    “我怎么会记错？”
    “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
    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
    “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
    “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
    “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
    “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
    “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
    “对。”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
    “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
    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
    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
    “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
    “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吗？”
    “她从来不让人家动她的园子。”
    “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园子里埋了两个人吗？”
    “不知道。”
    伊芮·安鲁斯终于恢复过来了。他问雷·邦：“你当时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诉过你，罗宾·布兰逊杀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
    “她也没有告诉过你她曾经杀了什么人？”
    “没有。”
    正如伊芮·安鲁斯对罗宾许下的诺言，贝蒂·彼茨在星期三下午走上了证人席。坐定之后，贝蒂以她惯常的神态对伊芮·安鲁斯羞涩地笑了笑，又朝陪审团点点头。
    伊芮关照贝蒂道：“请你讲话时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
    “好的。”贝蒂柔声地说。
    “你以前有没有触犯过法律？”
    “从来没有过。”
    “你恐怕应该稍微讲一讲那桩被撤诉的案子，关于你的一位丈夫。”伊芮提醒一句。
    “好的。我的第二位丈夫叫比利·约克·朗恩。他亲口对法官说，我用枪打伤他都是他的过错，所以法庭改判我‘行为不端’，罚款100美元，外加50美元手续费。”
    伊芮引导贝蒂重复了一遍他们去弗吉尼亚及回来以后发生的事。
    伊芮问：“如果我说季米·彼茨在雪松湖失踪，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为什么？”
    贝蒂细细地讲述了季米在198年8月5日晚的行踪，他去了什么地方、跟谁说过些什么话等等。“我们驾船去加油站加油。季米对我说，这条汽艇他一直保养得非常好，现在被罗宾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就回家看电视，然后就准备睡觉。”
    “你们是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吗？”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成觉。”
    “为什么？”
    “季米躺下后，我出去把狗牵回厨房。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这样做。等我回到客厅，罗宾从外面骑自行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的大儿子？”
    “对。季米听见他回来了。季米那天喝了一天的酒，他醉得很厉害，而且很生气。”
    “罗宾进屋以后，季米做了些什么？”
    “季米起身来到客厅，说罗宾，你是不是把工作辞掉了。罗宾说是的。季米就开始数落罗宾开了他的汽艇，把摩托车撞坏了，还有我的卡车，四个轮胎全瘪了，车上到处都是泥。家里也乱七八糟的，季米珍藏的钱币被扔得到处都是。我劝季米安静一下，等明天再说。季米回到卧室，罗宾去了卫生间。等罗宾出来时，我听见他俩打起来了。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在卧室里打起来了，声音很大。”伊芮大声重复一遍，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他们在相互叫骂。我正准备往卧室走，就听见了一声枪响。”贝蒂开始抹眼泪，很响地擤鼻涕，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巾。
    “你听见一声还是几声枪响？”
    “我就记得听见一声。”
    “后来呢？”
    “我到了卧室，看见季米躺在地上，罗宾站在门口。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季米身旁。”
    “罗宾的手里有枪吗？”
    “没有，但是后来我找到一支。”
    “是像这样的吗？”伊芮拿起物证台上那张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你们是不是有两支像这样的手枪？”
    “我们一共有三支。”
    “季米躺在地上是什么姿势？比方说，脸朝下吗？”
    “他是侧身躺着，头上在流血，还有好多好多的血从嘴里冒出来。我抓过一条床单，我不太记得什么睡袋，只记得抓起一条床单。我坐在季米身边的地上。罗宾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我帮助他。”
    “你有没有和季米说过什么？”
    “我紧紧地搂着季米，告诉他我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相信如果季米现在在这里，如果季米现在能看见我，他一定会说他理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帮助罗宾。”
    “你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
    “我一直觉得欠了罗宾。记得罗宾八岁那年，我送他去他父亲和继母家，他眼巴巴地望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说很快。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长到了18岁才又回到我的身边。”
    贝蒂以下的证词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相差无几——她让罗宾出去找波比，又打电话给雪莉等等。贝蒂只是巧妙地将细节重新编排，使之符合她的故事。
    伊芮说：“咱们还没说完卧室里的事。你把床单盖在了彼茨先生身上？”
    “我把床单盖在季米身上。当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时，发现了那把枪。我捡起枪放进了床头柜里。”
    “当罗宾回来的时候，季米的尸体在哪里？”
    “还在卧室里。”
    接下来，伊芮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问：“罗宾看到了季米的尸体吗？”倘若是罗宾杀了季米，他一定看见过季米的尸体。
    更绝的是贝蒂的回答，她居然说：“没有。”贝蒂指控罗宾杀人，又称罗宾没有看见过被害者的尸体，这样的自相矛盾岂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贝蒂说，是她帮着罗宾，而不是罗宾帮着她，掩埋了季米。她也不承认事前已经准备好了泥炭沼秋海棠等物，而说成是第二天早上才去买来的。
    “你买泥炭沼时开的支票日期是8月6日吗？”伊芮问。
    贝蒂说是的，但是支票已经找不着了。
    “你知道季米的人寿保险金额吗？”
    “不知道。”
    “那退休金呢？”
    “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退休金。”
    “前几天你听见那位捷西潘尼的女士作证说，人寿保险申请表上季米的名字是你签的？”
    “是的。季米生前从不反对我签他的名字。出售汽艇的字据也是我签的。”
    “季米的尸体就埋在你的院子里，你感觉如何？”
    “我一直觉得心中不安，特别是晚上，我都不敢离开客厅，也不敢到园子里去。”
    比尔·班迪交叉取证：“还记得今年6月14日，你在保释金听证时说，你不知道季米埋在花坛下面？”
    “记得。”
    “你是那时候在撒谎，还是现在在撒谎？”
    “那时候在撒谎。”
    “你刚才说，以前你曾被捕过一次，因为你朝你的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的背后开了两枪。”
    “不是背后，是腹部和侧面。”
    比尔懒得和她纠缠细节，他继续道：“1979年8月日，你是否曾因‘公开淫荡罪’在达拉斯的‘查理的天使’夜总会第二次被捕？”
    “没这回事。”
    “你还记得那个叫亚奇·飞利普斯的醉汉吗？”
    “不记得。”
    “你还记得你为此而被监禁0天，罚款50美元吗？”
    “是的，我承认。”
    “今年1月，季米在橡树峡的房子着火后，你曾两次向保险公司索取赔偿金，是吗？”
    “只有一次，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付钱。”
    “因为保险公司怀疑有人纵火。前几天，有好几位证人出庭作证，关于季米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季米一共有三单人寿保险，各为8.6万美元、.4万美元和4.4万美元，合计15.4万美元。另外，他还有退休金。这些证词你都听见了吧？”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数字。”
    “还记得消防总队的丹尼·玻里斯牧师去你家吗？”
    “是的。”
    “你们讨论了保险金，是吗？”
    “不记得了。”
    “你听见了他的证词？”
    “是的。但是我们从未讨论过保险金。”
    “你还记得，198年8月6日，星期六，翰德森警署的强尼·马尔向你了解季米失踪的情况吗？”
    “我从来就没有跟这个强尼·马尔说过什么季米的事。”
    “你是说，他弄错了？”
    “我是说，他讲的不是事实。那天早上我去买了泥炭沼，然后和两个儿子一起去了达拉斯。”
    贝蒂基本上对警方掌握的所有情况都矢口否认。当比尔·班迪向她出示包裹季米尸体的蓝色睡袋的照片时，她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条睡袋。
    比尔·班迪问：“当年罗宾因偷窃被捕，你们为他聘请了一个律师，对吗？”
    “对，伊芮·安鲁斯。”
    “就是在这所法庭上指控罗宾杀人的伊芮·安鲁斯吗？”比尔·班迪高声道。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贝蒂调整着她的助听器。
    比尔·班迪不再追问。他根本就不需要贝蒂的答复，这话是说给伊芮·安鲁斯听的。
    在结束当天的取证时，比尔·班迪问：“在6月14日的保释金听证时，你为什么闭口不提是罗宾杀害了季米？”
    “不知道。”
    贝蒂作证的第二天，伊芮·安鲁斯试图就昨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一些补救。“彼茨夫人，你和罗宾有没有讨论过，万一季米的尸体被人发现，你们将如何应付？”
    “我告诉他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出事实的真相？”
    “因为你对我说，如果不讲实话就另请高明。”
    “你最初也没有告诉我，对吗？”伊芮·安鲁斯启发说。
    “没有。”
    比尔·班迪就此话题展开了他的第二轮交叉取证：“既然你让罗宾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承认他参与了搬运和掩埋尸体？”
    “我想是鲁斯探长给他施加了压力。”
    “你说你不想要季米的保险，那为什么今年月，你要求法庭出具季米的死亡证明，并指定你为季米遗产的继承人？”
    “是律师劝我这样做的。”
    “是律师劝你做的，还是你主动找律师做的？”
    “我去找伊芮只是为了火灾保险。”
    由于听力的缘故，贝蒂在证人席上常常东拉西扯、答非所问（也有记者认为她是装聋作哑）。笔者已将那些无意义的对话尽数删去，单留以下一段以飨读者。
    伊芮·安鲁斯说：“所以，你已经交代了你在整个季米命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吗？”
    “你是说谁先给我打的电话？”
    “不对。你好好听我说，你已经承认了你帮助掩埋季米的尸体。”
    “对。”
    “把他埋在了花坛底下，是不是？”
    “是。”
    “你刚才听见公诉人传唤了当地消防队队长休·代伍德先生。他说在你报警之后，他和翰德森警署的强尼·马尔是最先找你谈话的人。”
    “是海岸卫队，我敢打赌。不过我也认识马尔先生。”
    “你还是没听懂我的问题，哪儿又冒出来一个什么海岸卫队，你看见公诉人传唤海岸卫队了吗？”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红木码头的老板娘黎儿是后来才打电话来的，但是海岸卫队肯定是最先打电话的。”
    伊芮·安鲁斯只好放弃，把贝蒂交给了比尔·班迪，心想，“让她跟他去折腾一阵吧，我真得歇歇了。”
    其实比尔·班迪也是很费劲地想从贝蒂的谈吐中理出一点头绪。在贝蒂再次否认强尼·马尔和休·代伍德曾向她询问过季米失踪的情况后，比尔问：“在波比和雷·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夜总会女招待。那天晚上雷·邦来找过我，但那是在他们打架以前。”
    伊芮·安鲁斯接过话茬儿：“我明白班迪先生的意思。贝蒂，请你告诉陪审团，你从前是在一家夜总会工作。”
    “是的。”
    “那家夜总会出售啤酒和鸡尾酒等等。”
    “是的。”
    “贝蒂，请你告诉陪审团，你是否因为你靠在夜总会的工作挣钱养家而感到羞耻？”
    “不。”
    “你即使在那样的地方也努力地维持了一种良家妇女的形象，是吗？”
    “是的。”
    现在该比尔·班迪接话了：“当年你在‘查理的天使’夜总会因‘公开淫荡罪’被捕时，也算是良家妇女吗？”
    “我并没有在那里工作。那天晚上只是试台。”
    “什么样的舞蹈？”
    “脱衣舞。”
    “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大人。”
    “公开淫荡罪”和脱衣舞，这恐怕才是真实的贝蒂·彼茨。比尔·班迪想，以此结束整个法庭辩论真是妙不可言。
    1985年10月11日，本案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杰克·荷兰首先向陪审团解释了贝蒂·彼茨被起诉的罪名，指出裁决的结果可以是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按照所代表罪行的从重到轻，依次为：谋财杀人罪、预谋杀人罪或无罪。
    比尔·班迪在陪审席前站定，直等到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他的身上，方才开始代表公诉方作总结性发言：
    “公诉方向法庭提交的每一项证据都确凿地证明了，贝蒂·彼茨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
    “同时也证明了，她杀人的目的是图谋财产：保险金、退休金、房地产，等等。”
    …………
    “根据罗宾·布兰逊的陈述，198年8月5日晚上，他母亲让他出去找波比。你们知道，贝蒂是一位个性极强、独裁决断的女人。但现在她却反咬一口，指罗宾为凶手。罗宾曾犯有盗窃罪，他和一个朋友在邻居家里偷了几把古剑。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律师伊芮·安鲁斯，当年他曾成功地替罗宾的盗窃罪辩护，现在却掉过头来，用同样的罗宾个人资料指控他谋杀。”
    …………
    “根据贝蒂的陈述，罗宾和季米发生了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她听见了一声枪响。请注意，只有一声。众所周知，季米身上有三处枪伤，井式花坛底下一共找到了三发子弹。如果有人在那辆房车里开了三枪，你不可能只听到一声。
    “按照贝蒂自己的说法，现在季米躺在地上流血。她试图为季米做过什么吗？比如叫急救车，或至少找人看看季米还有没有救。没有，她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把这个‘我深爱的人’装进睡袋、扔进花坛了事。
    “红木码头的黎儿·史密斯说，贝蒂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不对，她是一只冷血动物。看看这张井式花坛的照片，这是在今年6月8日拍摄的。看看贝蒂把园子里的花草侍弄得多么周到。可她居然说，不知道季米就埋在花坛底下。
    “在得克萨斯州的堪博诺城，在数十万信奉上帝的翰德森居民中，发生如此惊人的惨案是可悲的、可怕的，更是骇人听闻的。现在，案犯在这里，证据也在这里。我恳请诸位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裁决贝蒂·彼茨谋财杀人罪。”
    在比尔·班迪发言时，伊芮·安鲁斯一直低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此刻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到陪审席前，像见到老熟人一样友好地微笑着，十指交叉放在栏杆上，作祈祷状：
    “比尔·班迪先生刚才所说的一切是要你们相信，罗宾·布兰逊和雪莉·泰格纳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手上一滴血也没有。班迪先生曾说他有95位证人，但他实际上只传唤了不到0人，还有75位证人到哪里去了？”
    …………
    “还记得乔思·派狄博士吗？还记得季米颅骨后脑部的伤口吗？我问他有无可能为拳头所致，他说可能，而当班迪先生问有无可能是枪伤时，他说不可能。请你们在审议时务必不要忘了这一点。
    “罗宾在证人席上不停地重复着谎言，那个如何帮助他母亲的谎言。他把一切都推到了母亲身上，再抛下她不闻不问，然后走出法庭，向人们微笑，朝记者招手。你们都在报纸上看见罗宾的那张照片了吧，他才是真正的冷血动物。
    “公诉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贝蒂杀害了季米。她有过逃跑的机会，但是她没有跑，而是来到法庭上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听见班迪先生问她为什么不哭，为什么在保释金听证时隐瞒了事实，她说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一个母亲在保护她的孩子。而她代之受过的那个说谎的人，那个真正的冷血动物，却根本不在乎他们将把她关进监狱，甚至送上死刑台，再在她的手臂上插入一支致命的针管。”
    …………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们，你们将作出贝蒂无罪的裁决。
    “这一点，本人深信不疑。”
    午后点，1名陪审员进入审议室。那天是星期五，几乎没有人在漫长的等待中离开法院所在的埃瑟斯市中心。陪审团于当晚8点半作出裁决：
    本陪审团裁定，被告人贝蒂·露·彼茨被指控之谋财杀人罪成立。
    据报道，在陪审长宣读裁决时，贝蒂面无表情。她应该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那天到庭的贝蒂的四个孩子费怡、康妮、斐丽和波比，也全都跟麻木了似的，竟没有一个人流泪。
    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判刑应该在陪审团裁决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了使陪审员们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或他人观点的影响，杰克·荷兰法官让他们全体住进了假日饭店。他们在整个周末均不得看电视报纸，或与家人朋友通电话，但有关部门为陪审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其他娱乐活动。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杰克·荷兰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于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审团在量刑时务必考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被告人被裁决之谋财杀人罪，是否所有的疑点都仅存在于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将来重犯类似之罪，并从而对社会或他人安全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这里需要就第一个问题作一些解释。对一个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决，就好比从事一项科学实验。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只要其误差不超过某个被科学家们认为是合理的范围，该结果便被认可。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也会有误差，即疑点。或者说，公诉方有证据，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证据。但只要这些疑点不超出人们常识所承认或允许的合理范围，则所裁决的罪行成立。不过，科学实验与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处。前者可以提供具体的尺度来判断误差，如通常人们所说的“误差不超过多少多少”，后者则完全是人为的标准。
    按照惯例，仍由公诉人比尔·班迪首先发言：“你们都看到了季米·彼茨的遗骨所提供的证据：三处枪伤。贝蒂曾明确地告诉过她的两个孩子，罗宾和雪莉，她准备杀了季米。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然后冷静地、冷酷地付诸实施。”比尔历数了贝蒂作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步骤，从构筑花坛到丢弃汽艇。
    关于第二个问题，比尔·班迪说：“在短短的11年里，贝蒂曾先后向她的三个丈夫开枪，结果是两死一伤。如果用‘杀人成性’来形容这个女人，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机会，贝蒂还会故伎重演。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责任杜绝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机会。请对两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回答。”
    被告方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他的陈词中说：“星期五下午，你们在审议室里呆了六个半小时。为什么？你们犹豫、彷徨、举棋不定，是因为你们心中的疑点还没有澄清，心中的疑团还没有解开。但是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尽管你们自己对那个决定也不十分满意。星期天，我在无意之中听见你们中的一位说：‘让我们去教堂吧。’是的，你们应该去教堂，那也许会使你们感觉轻松一点。今天，你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你们为贝蒂量刑时，你们可以弥补上星期五的过失，同时减轻你们内心的负担。谁也不愿意在精神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谁也不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时说，我曾经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给贝蒂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也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们，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不’。”
    陪审团只用了45分钟就送回了他们的答复，但不是伊芮·安鲁斯所祈望的答复。法官杰克·荷兰念完陪审团回答的两个“是”后，平静地对贝蒂说：“陪审团在量刑时再次裁决你犯有谋财杀人罪，所以你将被处以死刑。”
    贝蒂终于沉不住气了，她厉声叫道：“不，我没有杀人！”随即痛哭失声。
    由于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处极刑，韦恩·巴克谋杀案的审理便依法予以取消。
    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并没有消极地苦度余生。此后的十来年里，她利用各种机会多次上诉，将案子递交到各级法院重新审查，死刑的执行日期也一再推迟。贝蒂不再否认杀害韦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实，只是反复强调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罗勃特·布兰逊和季米·彼茨，都曾对她施暴施虐，她是被逼无奈而不得不走向极端。贝蒂频频出现于报端。由于大女儿费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71年她被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殴打后医生拍摄的照片被送上了全国性的电视网。贝蒂的眼泪和诉说换得了众多的同情与支持，不少人权组织反死刑组织及受虐妇女团体成为了她强有力的后盾，甚至出资为她另聘律师。以下文字摘自反死刑组织“大赦国际”的一篇内部通讯：
    在向联邦法庭的上诉中，有证据证明，贝蒂·彼茨当年的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处理本案时的利益冲突和不道德行径导致了她的死刑判决。这些证据表明，贝蒂是在其丈夫被害后一年多，当她为火灾保险而聘请伊芮·安鲁斯时，才知道季米·彼茨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的。
    贝蒂·彼茨被捕之后，伊芮·安鲁斯同意出任她的辩护律师。但如此一来，他便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以证明贝蒂原先根本不知道保险和退休金，而且也无意领取这些遗产。
    不仅如此，在得知季米·彼茨的财产被冻结之后，伊芮·安鲁斯让贝蒂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同意将其媒体版权全部转让给安鲁斯先生以支付律师费用。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如果被告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特别是，如果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其媒体版权的价值将会更高。1991年，一位联邦法庭法官裁定，伊芮·安鲁斯的所作所为侵犯了贝蒂·彼茨应有的权利，并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得克萨斯州不服，上诉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得克萨斯州提交的上诉书中不仅阐述了季米·彼茨谋杀案，而且以大量篇幅分析了韦恩·巴克一案。上诉书的观点是，即使没有季米·彼茨的案子，法庭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贝蒂·彼茨为霸占房产而谋杀韦恩·巴克。
    还有一则中央新闻网络（cnn）的报道，称贝蒂·彼茨“没有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因为她的律师没有向陪审团陈述她被虐待的事实。贝蒂的女儿们曾交给伊芮·安鲁斯贝蒂被丈夫毒打后的照片，但他从未在法庭上出示过”。
    关于这一点，伊芮·安鲁斯倒是有他的理由。他说贝蒂当时根本就没有向他承认过她杀了人，所以辩护的立足点顺理成章地放在了“是否杀人”，而非“为何杀人”。
    000年月4日，贝蒂·彼茨被送上死刑台，实施“注射死刑”。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晚的报道：
    今天，6岁的贝蒂·露·彼茨成为自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批准恢复死刑以来在美国处死的第四名妇女。这位“黑寡妇”拒绝了最后的晚餐和最后的忏悔。贝蒂的家人没有出席死刑。
    …………
    在场观看的季米·唐·彼茨的儿子简明对记者说，贝蒂临刑时神态自若，毫无悔恨或恐惧之意。多伊尔·韦恩·巴克的儿子洛德尼则告诉记者：“我感觉终于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
    贝蒂是自小乔治·布什就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以来，该州被处决的第10名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一小时，小布什表示：“在认真审阅本案的所有证据之后，我完全赞同陪审团的裁决，完全赞同得克萨斯州赦免及保释委员会的建议，不予批准该犯缓刑0天的请求。”
    一些反家庭暴力组织和人权组织曾写信要求小布什赦免贝蒂·彼茨的死罪，理由是，贝蒂的一生中曾遭到来自其父和所有五位丈夫的虐待，并且在本案庭审期间未得到应得的法律辩护。
    在贝蒂·彼茨之前，得克萨斯州曾于1998年月日处死了8岁的卡拉·塔克，她在198年的一次抢劫中用斧子劈死了一男一女。卡拉·塔克是该州自186年南北战争以来被处以极刑的第一位女性。
    从198年恢复死刑以来，得克萨斯州一共处决了07人，为全美之首。贝蒂·彼茨是其中年龄最长者。她也是该州在世纪之年被送上死刑台的第九人。计划还有1人将被陆续处决。
    贝蒂·彼茨临刑时离她的6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贝蒂·彼茨在她的身后留下了六个子女、九个孙辈和六个重孙辈。
    07被亵渎的母爱
    1994年10月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雪莉·麦克劳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信手翻阅着当天的《联盟每日时报》。电视开着，躺在另一张沙发上的雪莉的丈夫瑞柯·麦克劳似睡非睡。麦克劳家在镇子的郊外，距约翰·d·隆湖约四分之一英里。一条斜贯东北与西南的49号高速公路从这里通往联盟镇。
    雪莉在等着看9点档的节目。她抬眼看了看座钟，9点0分。雪莉正准备叫瑞柯把遥控器递给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夫妻俩起身拧亮室外门廊的顶灯，透过窗户看见灯光下一位从上到下几乎一身白的年轻女子——白色t恤外套一件胸前印有橘红色“奥本”字样的白色运动绒衫，白色网球鞋，白色袜子和一条浅蓝泛白的牛仔裤，戴金边眼镜，浅棕色的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女子看上去0岁出头，惊慌失措，满脸泪痕。雪莉打开门，年轻女子泣不成声：“请帮帮我！”“他抢走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开走了我的车。”雪莉将她让进屋，女子继续道：“一个黑人抢走了我的孩子和车。”
    瑞柯让他们的儿子小瑞柯赶紧拨打911报警电话。据警方记录，他们接到电话的时间是9点1分。
    “有一个女士跑到我们家，她……有人跳进车里……在一个等红灯的路口，她的车里还有两个孩子。那人把车开走了，她被推下车来……现在在我们家里。”小瑞柯一边听着年轻女子的解释，一边对着话筒说。
    “他劫走了两个孩子？”值班警员问。
    “是的，还有车。我不……她非常歇斯底里。我想我应该报警，让他们赶快派人来……”
    小瑞柯刚放下话筒，他的父亲一把抓起车钥匙：“走，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们。”他们希望那个劫匪还没走远，或者把孩子们扔在了附近什么地方。父子俩在外面，特别是在约翰·d·隆湖周围转了一个多小时，空手而归。
    麦克劳家的客厅里，年轻女子终于平静下来。她告诉雪莉她名叫苏珊·史密斯，家住联盟镇。雪莉请她把事情的经过再讲一遍。
    “我正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红灯，一个黑人跳上车来，命令我开车。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闭嘴，开车，否则我就杀了你。”苏珊说，她的车当时停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通往49号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四周一辆车也没有。苏珊无奈，只得按照劫车者的吩咐驶离联盟镇，沿49号公路朝东北方向开了约摸4英里，直到“经过了那块路牌，他让我停车”。
    “是那块到约翰·d·隆湖的路牌吗？”雪莉·麦克劳插问道。约翰·d·隆湖的牌子就在麦克劳家门前几百米。
    “对。他要我下车。车停在路的中段，周围看不见一个人或一辆车。我问他：‘我为什么不可以带走孩子们？’他说：‘我没有时间。’”苏珊接着说，那人如何用枪逼着她，把她推下车。“等他终于把我推出了车门，他说：‘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孩子们。’”
    苏珊·史密斯说，她坐在地上，听见两个孩子哭着喊着要妈妈，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带着她的孩子们消失在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苏珊开始奔跑，直到她停在麦克劳家的门口。
    苏珊问雪莉·麦克劳她可不可以用他们的卫生间，可不可以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苏珊的手抖得厉害，是雪莉替她拨的号。苏珊的母亲琳达·卢索不在家，苏珊又打电话给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还有她的丈夫戴维·史密斯。戴维当时正在联盟镇中心的超级市场温-狄克斯上班，他是那里的夜班经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