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在他的开场白中针对录像带的内容反驳道：“请注意，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伍其达在这所法庭上被起诉的罪名是谋杀，而不是撕破什么人的衣服。”“你们在那盘录像带里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镜头，但有一点你们始终没有看到，就是谋杀。”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双方各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传唤证人，提交证据，阐述自己的案子。被告方辩护的立足点仍然是，一切都是莱钠德·勒克干的，他才是本案的真凶，而伍其达只不过有时候在现场而已。其间，1999年1月18日，伍其达在法庭上表示，如果公诉方放弃交叉提问，他将为自己出庭作证。约翰·瑞恩法官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一荒唐的要求。
    1月5日，被告方听证结束后，伍其达交给他的辩护律师路易斯·卡拉普一封信，并要他当庭宣读。伍其达在信中坚持要求法庭撤换他的律师，被法官驳回。
    1月6日，公诉方在其总结性发言中第三次播放了“卡茜/白兰达”录像带，并一一回顾了他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和证词。霞琳·翰纳珈强调指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所有参与策划或实施同一案子的案犯，不管每个人的具体作为如何，都应被视为犯有同样的罪行。她说，从录像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的程度，使他们可以对着摄像机镜头，并当着一位被害者的面，承认另一桩谋杀。”“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均涉嫌这1起人命案。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扣动的扳机，在法律的眼中，两名案犯都同等的有罪。”
    1月7日，被告方律师在陪审席前摆好了姿势，正准备开始他们的总结性发言，伍其达再次要求更换律师。被法官约翰·瑞恩驳回后，他随即写了一张字条，让法警转呈法官。瑞恩法官阅毕击槌休庭，把伍其达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复庭后，约翰·瑞恩回到法官席上坐定，向陪审团宣布了一个意外的临时决定：允许伍其达到证人席上作证。
    事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对记者说：“不管我们怎么认为，也不管他出庭作证的后果如何，总而言之，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1月8日，伍其达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他长达三天的自我辩护。引导他作证的是他的律师路易斯·卡拉普。
    伍其达说：“我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或者说，有一条界限。简单地讲，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比如说，杀人，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自从我被捕以来，媒体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定……这个家伙不可能是无辜的。”
    “有一天，莱钠德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做点事……”
    伍其达接下来解释道，第一件，从达勃斯家搬两袋东西，第二件，掩埋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的尸体。莱钠德告诉他，隆尼·邦德在搞毒品，他若是不把他们杀了，迟早有一天会招来警察。
    “隆尼·邦德的尸体藏在阳台底下，莱钠德要我给他戴上手铐，在嘴里塞一个橡皮口衔，再装进睡袋里。莱钠德想让他们看上去像是被贩毒黑帮杀的。”
    路易斯·卡拉普问：“你知道他在山里埋藏东西吗？”
    “那是他核战争生存计划中的一部分，”伍其达说，“他觉得埋在地底下更保险。”
    “你知道他在这里面监禁**隶吗？”路易斯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张钢筋水泥地堡的照片。
    “不知道。他只说这是用于防范核战争，保护他自己和他的贵重物品。”
    “你知道一些女子被像囚犯一样关押在这里面吗？”
    “我记得他说过里面有一间密室。但那是他的地盘，他的私人空间。他从没让我进去过。”
    接着是公诉方交叉取证。
    霞琳·翰纳珈：“如果我告诉你，地堡密室的‘单面窗’上有你的指纹，你有什么话说？”
    伍其达：“我不记得进去过。”
    霞琳·翰纳珈再次把“卡茜/白兰达”录像带插入放像机，屏幕上出现了白兰达·敖康侬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的画面。霞琳又举起两张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尸体的照片，“你看到了这两具尸体，你难道不认为莱钠德·勒克会杀害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吗？”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她的丈夫和朋友。”
    当屏幕上的伍其达说“你可以哭闹叫喊，或挣扎反抗，就像别的有些人那样”时，霞琳·翰纳珈轻轻地按下“暂停”键，将画面定格。她问：“你说‘别的有些人’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没有‘别的有些人’，我当时不过是随口编瞎话唬她。”
    “你为什么要撕掉她的胸罩，还说‘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我只是想讨好莱钠德，因为莱钠德恨她。”
    “你奸污过她吗？”
    “我本来是想和她zuo爱，但是我做不到，我很同情她的处境。说实话，我真的很懊悔做了这些事。”
    伍其达指指电视屏幕，“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完全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被莱钠德牵着鼻子跑。我后悔不该答应给莱钠德帮忙。我对他说这一切太过分了，我不希望自己卷进这样的麻烦中。”
    “那么，为什么六个星期之后，你还和他在一起偷一只75美元的台钳？”
    霞琳·翰纳珈拿过一沓漫画请陪审员们传阅，那都是伍其达当年在卡尔嘉利监狱里画的，一共有150多张，其内容与画面都是暴力杀人的，十分残酷，令人发指。
    伍其达说：“我完全可以向你们解释这些漫画，所有的画面都是想象的，一点儿也没有真实的成分。当时在卡尔嘉利监狱，那里的犯人们管我叫‘刽子手’、‘强x犯’，因为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不过是根据媒体对我的指责画了这些漫画。”
    霞琳·翰纳珈又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张伍其达在卡尔嘉利监狱牢房里的照片，背景的墙上除了各种漫画外，还有几行大字：“没有枪就没有乐趣（nogun，nofun）”，“没有杀戮就没有刺激（nokill，nothrill）”。
    伍其达说：“这是当年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长官们总是教导我们‘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nopain，nogain）’，后来我们就编出了这些顺口溜。”
    当律师问及他与莱钠德·勒克和柯拉拉·勃拉兹的关系时，伍其达说：“我和他们比和我的在香港的生身父母更亲近。我知道我的家人们很爱我，总是试图送我进最好的学校，但是说实话，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和感情，或者至少，他们不懂得如何与我沟通，如何表达关爱和亲情。当我遇到莱钠德和柯拉拉时，我终于有了一种归宿感，他们更像是我的亲人……莱钠德是唯一的我可以向他敞开心扉的人……我之所以做了那么多违心的事，只是因为我无法拒绝他。”
    霞琳·翰纳珈用信任的目光扫过1名陪审团成员，开始了她的第二次总结性发言。
    “谁也不能指责伍其达？一切都是另一个人的错？”霞琳·翰纳珈指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无声地播放着的“卡茜/白兰达”录像，“这些真实的画面比被告在证人席上的证词更能说明一切。”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已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这些明确无误的语言，这些明确无误的证据，传达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而被告人伍其达对这一切根本就给不出一个明确无误的解释。”
    “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涉嫌这1桩谋杀？我想，答案是明确无误的。”
    路易斯·卡拉普在被告方的总结发言中说：“伍其达确实涉嫌绑架和迫害某些被害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莱钠德·勒克将要加害于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具体地参与了谋杀的行动。”
    当提到那盘录像带时，路易斯说：“事实往往并不像它所表现出的那样。”
    最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向陪审团指出：“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委托人，但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你们必须把个人的好恶放在一边。伍其达是否谋杀或参与谋杀了这1名被害者？我相信，你们将会得出否定的结论。”
    月8日，1名陪审团成员进入审议室。
    经过9天的审议，1999年月4日，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1项指控中的11项“有罪”裁决：伍其达涉嫌谋杀六男三女及两名幼童的罪行成立。
    唯一有争议的是关于保罗·卡司能一案。不少陪审员接受了被告方在法庭辩论中的陈述，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谋杀发生时，伍其达确实在犯罪现场，即那辆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中。
    同年6月0日，法官约翰·瑞恩宣布，判处被告人伍其达死刑。
    目前，伍其达被关押在圣昆丁加利福尼亚州立监狱的死囚牢里。
    在1999年以前的14年里，加利福尼亚州各级政府填进“伍其达案”这个无底洞里的税收款，以及联邦调查局从国库中动用的资金，共计高达近100万美元，其中花费最多的一年为0万。这还不包括加拿大方面的开销。
    1999年10月日，经法医波义德·司狄文博士提议，卡拉沃若警署和旧金山警署有关部门联合在圣安佐斯陵园举行了蓝山路遇难者悼念仪式。按照司狄文博士的设想，这应该是一个不事张扬的、肃穆而宁静的仪式，70多封请柬只寄给了被害人家属及本案的主要办案人员和一些证人等。
    在前排就座的有当年最早着手此案的女警官艾琳·布鲁恩，此时她已是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拄着拐杖由孙女陪伴着到达殡仪馆。与她同行的还有汤姆·埃森曼，他也已56岁，两鬓斑白。
    75岁高龄的原ace五金木材店店员约恩·凯尔斯是由一名警员专程开车送来的。其他的与会者还有丹尼尔·崴特、约瑟夫·罗丹、巴勃·邦宁，以及达勃斯家的邻居芭芭拉等等。
    公诉人霞琳·翰纳珈也收到了请柬，她因病住院不能出席，托人捎来一只硕大的花圈。
    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一天无疑来得太晚了。克劳德·巴拉迪署长和法医泰利·派克博士等已在这漫长的14年里相继谢世。
    卡拉沃若警署出资9000美元买下了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请当地一位诗人撰写的：
    在威士维尔的山林里
    我们找到了你们——
    失去的亲人们。
    你们的肉体
    在黑暗的地狱里死去，
    但你们的灵魂
    将在光明的天国中永生。
    安息吧！
    谨献给：
    1984-1985
    威士维尔大规模系列谋杀案的受害者们。
    06人世与坟墓之间
    1985年6月8日，星期六，得克萨斯州堪博诺城。
    傍晚时分，人们看见几名警员用黄色警戒线围定贝蒂·露·彼茨家的园子，连同附近的街区都圈了进去。一辆大型平板卡车拉来一台推土机，消防队也送来了超强照明系统。不久，大队警察开到，连带捎来了无数的记者。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贝蒂的近邻们以知情者的口吻告诉众人，警方是要挖开前院那座井式花坛，因为那底下可能埋着贝蒂的第五位丈夫季米·彼茨。
    指挥这场挖掘的是翰德森地区警署警探长里克·鲁斯和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首席侦探迈可·奥伯林。这天下午，他们刚刚获得杰克·荷兰法官签署的搜查令。与人们——包括参战人员、现场记者和围观群众——的兴奋相反，他俩的心里更多的是担忧。这张搜查令可谓来之不易，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他们用以说服杰克·荷兰的只有传闻。况且挖掘和一般意义上的搜查毕竟不是一码事，倘若井式花坛下面没有尸体，法官肯定饶不了他们。
    里克·鲁斯已经三天没合眼了，他一直在找人谈话，整理录音，核实证词。尽管如此，他仍然不需要咖啡因之类的玩意儿提神，用他自嘲的说法：“狩猎的狗不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警署的秘书打趣他说：“别忘了给老婆留张照片，否则她都不记得你的模样了。”
    此刻，里克·鲁斯无奈地对迈可·奥伯林挥挥手：“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们动手吧。”
    贝蒂家坐落于雪松湖畔的红崖环路，占地半英亩，合000多平方米，四周围没有紧邻的街坊。其实这个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房子，不过是一辆长70英尺(约1米)的大号房车，也叫拖车式活动住房，停放在一片林间空地。房车四周种满了各色花草，前面便是那座井式花坛，后院还有一栋作贮藏室用的小木屋。园子的一侧紧靠一条流入雪松湖的小溪，园内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径通往湖边。
    两天前的夜半时分，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掉了半个活动住房。从那时起，就有值班警员4小时监视这一片园子。
    待推土机削掉井式花坛上半部的木围墙后，现场人员开始在剩下的两英尺高的砖基内挖掘。这是一种考古工作者式的挖掘。警员们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刨掉潮湿的红褐色泥土，不时用刷子或小扫帚刷净小石子或碎砖上的土层以看个究竟。警署摄影师不停地按着快门，速记员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所有的发现和每张照片的文字说明。
    约摸1英尺深处，警员们的手指透过手套触摸到了布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条野营睡袋。尽管经过了将近两年泥水的浸泡和腐蚀，仍然能依稀辨认出外蓝内红的颜色。
    专程从60英里以外的达拉斯赶来的法医查尔斯·林奇半跪在打开的睡袋前。已经变成深褐色的骨架的形状使人不难想象出，当年死者在睡袋中像婴儿一样蜷缩成一团，显然是在尸体僵硬之前就入土的。几绺棕色的头发还贴挂在颅骨上，原先属于鼻子的地方仍残留着已经腐烂的肌肤，还有那两排森森的牙齿和牙床，使那张骷髅脸庞挂上了一丝令人怵然的微笑。
    查尔斯·林奇端详良久，他指着左眼上方一个圆圆的小洞，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弹孔。”
    几天后，法医的验尸结果证实，这确实是46岁的季米·唐·彼茨的遗骨。
    贝蒂一生中结过七次婚，前后有过五位丈夫。她的全名应该是贝蒂·露·唐纳凡·布兰逊·朗恩·斯诺科·巴克·彼茨。
    贝蒂生于197年月1日，最早的名字叫贝蒂·露·唐纳凡。5岁以前，她和父母哥哥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烟草区”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一家很大的烟草公司，附近的农田都种上了烟叶。在贝蒂童年的记忆里，她几乎没有吃过牛奶和新鲜蔬菜。破旧不堪没有暖气的住房使贝蒂整个冬天都在感冒发烧。挣扎在贫困中的贝蒂十分向往另一种生活，那是农闲时去有钱人家做佣人的母亲向她描述的一个铺满天鹅绒的世界。多年后，当她有了自己的房子，即那辆房车时，贝蒂居然能够于凌乱拥挤中挪出一个角落，在那里放上一张铺了厚重的蓝色天鹅绒桌布的小圆桌，再摆上一只花瓶和常年的鲜花。
    后来，唐纳凡家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贝蒂的父母在一个棉花厂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终于住进了带暖气的房子。那年冬天贝蒂出麻疹，连续的高烧使她双耳失聪，听力减退，并严重地影响了她后来在学校的成绩，以致四年级时贝蒂留级一年。
    贝蒂8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弟弟基米，两年后，妹妹吉蒂也相继出世。又过了四年，没有任何先兆，母亲突然神经失常。不久，父亲开始酗酒。
    这一连串的变故使贝蒂再也不愿意在家里呆下去了。所以当15岁的她遇到18岁的罗勃特·弗兰克林·布兰逊时，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嫁了出去。那时她刚念完九年级（初三）。
    一年后，生下大女儿费怡不久，布兰逊家那个幸福温柔的新娘便没有了，代替她的是一个永远牢骚满腹，永远怒气冲冲的女人。特别当贝蒂看见她以前的同窗好友们依然进出于舞厅影院，穿梭于派对球赛，在为早逝的青春感叹之余，便把一肚子的怨气都泼到了丈夫身上。为了讨太太欢心，罗勃特离开他原先工作的拉链厂，到船坞找了一份重体力高工资的活儿。然而，这还是没能拴住贝蒂的心，这对年轻夫妻很快就分居了。
    带着女儿回到娘家的贝蒂终日心情烦闷，她只知道她失去了什么，却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六个月后的一天，贝蒂吞下两瓶安眠药，但自杀未遂。娘家人赶紧通知女婿把贝蒂领走。
    第二年，二女儿康妮出世，罗勃特也在得克萨斯州找到一份建筑业的工作，于是举家迁到达拉斯东南郊的莫司奎特。在这里，布兰逊家迅速扩大，四个孩子接踵而至：1959年，三女儿雪莉，196年，四女儿斐丽，1964年，大儿子小罗勃特，昵称罗宾，1966年，小儿子波比。
    这时的贝蒂才不过9岁，仍称得上面容姣好，特别是她的腰身，一点儿也看不出生育过六个孩子。贝蒂把最大的两个女儿训练成家里的小保姆，自己则越来越频繁地外出取乐。终于，在多次警告之后，1969年的一天，罗勃特·布兰逊正式提出离婚，不久便与一位年轻女人组成了新的家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