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贸很赚钱，海贸非常赚钱。
    我赚翻了，上回运到天津的倭铜，我让人用灰吹法处理之后，不仅得到了许多上好的红铜，还精练出许多白银。
    光是贩卖这些白银，就收回了船运的成本价，剩下的铜则被我运到宫中，然后从户部近年新设立的宝泉局调了几个钱范，在宫中的铁匠铺里私铸钱币。
    近年新发行的崇祯通宝做工上乘，钱范的制造成本也很高，每个铸钱算上买铜的成本，实际上朝廷是亏本的，赛里斯的铜价格很高，大猪蹄子咬着牙签了铸造新币的诏书，毕竟朝廷铸币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考虑到政治影响。
    新朝新气象，自然要用新的钱币，在罗马的新皇帝上位之后，也是要发行新币的，只不过赛里斯人的钱币上要打孔，不能把皇帝的画像放上去，大猪蹄子脸皮这么厚，若是用他的脸做钱币正面，怕是打不穿钱眼，兴许能缀在盔甲上辟矢。
    嗯？今天的花生不错，哪儿买的？
    难得他有这份心，居然弄来了这么好的花生，看来还是有良心的嘛，知道我给他处理这档子破事有多辛苦。
    吃你几个花生最多就几吊钱，但我把这些便宜的倭铜铸成崇祯通宝，获利少说也在三万两以上，虽说都是零钱，拿来买大宗货物很是麻烦，怕是要吃店家的白眼，不过我可以拿这些钱来发官员的工资嘛。
    在京官员的工资，照例都是内帑出的，赛里斯帝国的通货历来都是以军饷、俸禄的形式流入市场的。
    原本亏钱的铸币，因为有了便宜的铜，反而获利颇丰，可见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都是在教条的照搬旧例，铸币体制僵化，或者情况更糟，有人在中饱私囊。不过铸币本来就有几百双眼睛盯着，反而不容易被人捞钱，所有账目都反复核对，库房日日查验，应该没人敢动这儿的钱。
    在京城里受贿容易，但贪污就难了，巡城御史们可都等着借道友的人头来升官呢。
    刘之纶也在偷偷铸私钱，他当我不知道，不过全天下有点追求的人都在铸私钱，他好歹用料还算足，铸的不是劣币，我也没管，几个藩王那就过分了，铸的劣币丢地上会摔碎，不知道里面的铜有没有一成。
    我的父亲，曾经教育过我，钱币并不是财富，钱币的购买力才是财富，可惜世界上许多人都没认清这一事实。
    物价和货币都只是表象，唯有看清价值的本质，才能在商业和贸易上无往不利。
    “大猪蹄子，见信如唔，今天我铸了七万多吊大钱，你分一部分进内帑的银窖，剩下的当成今年的京官俸禄，按一贯兑一两，一半银一半铜钱的比例发给官员吧。”
    “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教你货币经济学。”
    按照父亲的观点，征收田税可以向农民收取钱币以代替农产品，这样是可以的，但税收的额度不能是定额，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黄金与白银的价格会慢慢下降。
    为什么？
    你傻啊，赛里斯就那么多地，每年就产那么多粮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京畿之地，每年有一万顷地，能产一千万石粮食，但市面上拢共有一千万两银子，这时候一石粮食便对应一两银子对吧？
    兴许粮食会贵些，或者便宜些，不过我这儿就打个比方，就假定一两银子一石粮。
    那天启元年，市面上大约是一千万石，到了崇祯元年，依然大致是一千万石，开垦田地是极少的，土地不会凭空变出来，而且开垦的土地都是好种的地，往后每亩新田，都会越来越难开垦。
    但银子可不是，每年都会从矿山里被开采出来，比方说每年多开采十万两银子，那一百年下来，就能多上一千万两。
    届时市面上就是一千万石的粮食，和两千万两银子了，这便是米贵银贱的缘故，除非突然多出一大片农田，不然粮食价格只会升，不会降。你以白银作为税收基准，那一百年后，收上来的白银虽然额度与一百年前一样，却只能买到原先一半的粮食。
    赛里斯的银矿本就不多，若是闭关锁国，倒也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据我所知，朝廷虽然只在闽浙设有几个海港，从事少量海贸，可每年走私的贸易却有数百万两之巨，你见识过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贸易额度，这不过是新罗马盛世时的百之一二，每年也有近万杜卡特关税。
    如此也不过是一城之地，以赛里斯的富庶，我看每年至少有五六百万杜卡特的白银流入国内，根据我的统计，除了少量的欧洲商品以及在东方廉价的胡椒，赛里斯根本不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运来的货物，那些拉丁人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赛里斯的茶叶，瓷器和丝绸。
    欧洲的拉丁蛮子吹捧赛里斯瓷器的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多白银的，兴许是在印地与波斯做生意赚的钱，但每年几百万两白银涌入国内市场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赛里斯现在市面上的白银存量有多少？有一亿吨吗？
    这么多白银进入，肯定会导致物价越来越高，这是大势所趋，和灾荒、歉收和叛乱没有关系，就算是太平盛世也会导致百货腾贵，除非设法吸纳一部分白银，让它们从市面上消失。
    粮食价格上升，就会导致政府官员和士兵原有的工资不足以购买生活所需物资，官员会腐败，士兵战斗力会下降，而朝廷的税收因为是定额，又无法增加行政开支和军费。
    如果不做出改革，那按照你们的说法，就要迎来一次王朝更迭了。
    至于土地兼并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逮着大地主收税可比一个个去催家徒四壁的贫农方便多了。
    只要税收官足够称职，不管乡里是一家一姓的大族，还是巨商豪门，总能榨出税金的，按我们的风俗，税收官下乡时，是要带上骑马的武装随从的。
    当然如果户籍制度足够成熟，只要把以前的张居正改革继续实行即可，发串票下去，让每家每户按照串票上的额度交钱，串票在县城存档，所征皆有额度，也不怕吏胥随意加派。
    理所当然，串票、一条鞭法这样的好政策，在边陲省份被百般推诿，很难推动，只能以水磨工夫慢慢推进，看来每月开往台湾的船得多设几班才能震慑各县的县令。
    毕自严的弟弟是我从辽东捞回北京的，我是他毕家的恩人，所以在事后，这位户部尚书开始和我推心置腹，户部算是被我掌控了。
    这两年税收虽然较之以往征收更难，除了正在闹叛乱、闹灾荒的几个省，其他各省都还算及时，唯有浙江每年都会欠上一笔钱。他们年年都欠，实在被催的急了，就再交一部分，经年累月下来，拖欠了很大一笔税款，然后就等着朝廷有朝一日给免了。
    江南是富庶之地，要说交不出税，那简直是笑话，陕西旱灾闹成这样，那些酷吏也能用号枷和板子从农民手里榨出那么多税，怎么浙江就拖欠得这么多呢？
    撤换当地官员也没用，整个浙江官场都是铁板一块，不是同乡，就是同年，浙党可不是什么小党派，本事大着呢，我最多撤换掉布政使和浙江巡抚，或是撤掉杭州府、宁波府的知州，或者让三五个知县卷铺盖走人，但终究无法整治病根。
    按浙江巡抚的说法，是洋面上两个海寇争夺地盘，一个叫李芝奇，一个叫郑芝龙，两者都是大海寇，手上都有上万的人马，几百条船。为了防备这些海寇相斗波及，截留了部分税金整顿海防，招募士兵，所以才只能拖欠朝廷的税收。
    妈的，洋面上出现这种巨寇，本来就是你们这帮沿海省份的官员失职，要是你们把欠的税都交上来，都够我打造一支庞大的舰队，把那劳什子郑芝龙弄死十回了！
    现在的浙江巡抚叫张延登，他把责任全推卸到了海寇上，毕竟海寇这玩意就和天灾一样，是不可抗拒因素，除非朝廷出兵把海寇剿灭了，不然这些税就只能截留。
    对此我还不能反对，不然我就成了只顾敛财，不顾浙江百姓死活的暴君，还得下旨安抚。
    话可是你说的，只要我灭了海寇，你就得把税收都补齐。
    一年拖欠八万两，这么下去可不是事啊，本来我觉得海寇毕竟在海上，船坚炮利又上不了岸，现在要操心的事情这么多，暂时先放一放也不碍事，可一旦把损失量化成钱，我就肉疼。
    这八万两还只是修筑城寨，编练浙江水师各营的费用，还没算上被海寇劫掠的损失，更没计算通商损失。
    本来我想找个机会全面开海，可是海面上如果有大股的海寇，开海就等于给他们送去源源不断的货物和钱财，为了遏制这帮强盗，不仅不能开海，反而要实施海禁，断绝海寇的人员、物资。
    可是我的大舰队还在船坞造着呢，造完还要训练，没有两年功夫，根本不能形成战斗力，被我委派去管新编水师的朱可贞，现在还在天津天天看海，因为并没有大船可以调给他，天津卫根本就没几条闲置的大船调给他。
    武状元又如何，武人在赛里斯并没什么地位，所以天津卫的指挥使就给了他一条苍山铁。
    苍山铁就是那种最小的桨帆船，在君堡的澡盆舰队里也只能充作渔船和侦察船。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气得我连夜寄了一把尚方剑和四个锦衣卫过去，重申了一遍此人是朝廷心腹，才弄来了两条沙船，又调拨了几百个天津卫的水兵给他，让他轮番训练。
    朱可贞又向我抱怨，沙船船身漏水，水兵瘦弱不堪，老幼各半。
    所以我把天津卫指挥使一撸到底，让随行的锦衣卫直接去抄家。
    都说朱可贞是朝廷心腹了，你这人什么态度嘛，是不是要诛你九族你才听得懂？
    天津毕竟在北京边上，我动手也方便，锦衣卫又精通抄家，一查不得了，这天津三卫的指挥使各个富得流油，我派出的锦衣卫乃是老手，立马上报说有大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天津卫和天津左右卫的指挥使都给拿了，然后招来缇骑，开始按程序抄家。
    之前做对日外贸的时候，和我合伙的几个商人为了在天津顺利出海，可没少给这几个指挥使塞好处，我也被迫交了一些首饰古玩，就当时买路钱，如今正好照着当初的礼单按图索骥。
    还哭呢？还皇上饶命呢？
    当初问夷事局讨要好处时，你们可不是这般嘴脸，所以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原先看在海贸还算赚钱的份上，我还打算留着你们，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谁不知道老娘护短？连我的海军提督都敢欺负！
    都去台湾给我戍守海疆吧，混账玩意。
    抄家的财物也不必送来京中了，变现之后全拿去整顿海军吧，君堡的澡盆舰队早已沦为欧洲的笑料，我可不想让赛里斯也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