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仁兄，一个估计是平时得罪人太多，关键时刻被人攀咬了，另一个更惨，饭都没吃到就先被我抽中，背起一口大锅。
    其实赈灾本身倒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赈灾得利，就一有政绩，二有名声，说不定灾区还会给你立牌坊生祠。可是赈灾要钱要粮，朝廷拨的银子别说救灾了，救急都不够，何况当地还有大量叛军，说不定半路就被缓则一刀杀了，这种苦差事谁都不愿意办。
    北京城里有都察院、六科，厂卫往高官府上不知塞了多少探子，天子脚下想捞银子可不容易。
    所以想发财，要么等地方官员孝敬，要么就趁自己去地方执行公务时捞一笔。如果是其他公务，京官派到地方肯定是要捞一笔的，唯独赈灾不行，穷得叮当不响的灾区，地方官用观音土孝敬吗？漂没粮食倒是可以，不过粮食没了，灾也就别想救了，等于自毁前程。
    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罗马以前就是这样的呀，元老在罗马城没啥油水，但只要拿到一个总督的位置，就能去各个行省刮地皮，除了一个罗马城，其他行省的天都高了三尺。
    罗马西部因为穷，直接被刮死了，我们东部罗马富点，侥幸没刮死，所以才有了后来军区制改革。尽管军区制改革解决了刮地皮的问题，但是割据的军区制本身变成问题。
    不过这关我屁事，我就是个蹭饭吃的。
    和官僚系统斗智斗勇，没个三五年根本不会有成效，而改良官僚系统本身，更是需要君王付出一生的心血，并且要用钢铁般的意志，扫除一切反对声音。我没这个雅兴，还是用胡子扎周后比较有趣。
    而且赛里斯人的科举选拔和官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官僚机制，可以为国家提供真正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组织而成的官府，恐怕一两代皇帝搭进去，连声响都听不到。
    等群臣吵吵嚷嚷的声音消失在殿门外，我问杨鹤：“不知道杨大人准备如何应对陕甘的乱局？”
    杨鹤的眉毛像两只正准备相互进攻的斗鸡一样，向眉心攒聚：“陛下，臣以为，农民军还是应当以抚为上。这些造反的叛军，说到底都是国家的老百姓，百姓乃是国家元气，若杀得太多，国家就会元气大伤。现在国事多艰，正是需要培养元气的时候，不能乱杀，有伤天和啊。”
    ……我收回前言，赛里斯人的科举制度有大问题，这种神学家是怎么跑到权力中枢来的！科考官员和人事部门都瞎了眼吗？
    元气是啥？血液中的能量吗？众所周知，四种体液需要保持平衡，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血液过多，人也会生病。如果病因是血气旺盛，就应该通过放血，排除过多的血液才对。
    “爱卿此言差矣啊。”我叹了口气，用粗浅的医术开始教育这位年老的大臣，“医者、道家都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阴盛阳衰，就要采阴补阳，阳盛阴衰，就要采阳补阴，现在分明是元气充盈，在六脉中乱冲乱撞，岂有再养气的道理？若是杨大人嫌斩首过多，有伤天和，调低军队斩级的赏钱就是了，将士们自然懒得去杀反贼。”
    杨鹤似乎想起来了，几天前我给出陕西民变定的策略是剿，他这样主抚就是违上。
    因为派兵剿灭要钱，招抚农民军也要钱，在朝廷没钱的当下，其实不论招抚还是剿灭都没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但皇帝的决定也很重要，因为陕西再怎么说也是两京十三省之一，当地还有官府，卫所，如果什么都不做，怎么都说不过去。
    看着这位好辩的神学教士，我恨铁不成钢的问道：“爱卿啊，你此番前去，是想招抚所有农民军？你可有招抚的方略？”
    杨鹤没听出我话中怒意，自顾自答道：“陛下，招抚一个叛军，陕西就少一个反贼，多一个顺民，若是一味剿杀，斩首虽多，又有何益？臣此次前去，就会广发照帖，与叛军和谈，再给被裹挟的农民发放生帖，命其回乡耕种……”
    我被他的话震惊了，顾不上宫廷礼仪，倒吸了一口凉气，科举体制必须大改，那些四书五经害人不浅啊！帝国高级官员就靠哲学考试，怎么可能遴选出能用的人？
    拖住险些掉下来的下巴，我用希腊式的诱导教育方式问他：“爱卿，你可知道农民为什么要造反？”
    杨鹤不假思索的答道：“自然是因为旱灾，农民吃不上饭。”
    我接着问：“为什么旱灾就吃不上饭呢？”
    杨鹤答道：“因为禾苗缺水，田里没有产出，农民歉收。”
    看着杨鹤一脸老实的回答，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骂道：“那你让叛军领了生帖，回家之后，是准备叫他们吃土吗？叛军吃不上饭，还不得……”
    哦——
    我骂到一半，突然就想通了，气也消了。
    农民吃不上饭，就要造反。
    要招抚叛军，就要让农民吃上饭。
    要让农民吃上饭，就得加拨银子。
    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位杨鹤大人真的不知道？赛里斯几千万人里精挑细选出来的官员，官至兵部侍郎，怎么可能有傻子，只不过在装糊涂罢了。杨鹤是在暗示我，想把事办成，就要加银子，如果银子不给足，他把事情办砸了也不能怪他。
    你当内帑是德罗普尼尔金环吗，放着不动就会长出银子来？
    对，我是拿了一笔钱给夷事局去做小生意，可那笔钱要产生收益，至少也要到下半年，现在内帑国库里就剩一群耗子，不如把耗子都拆了骨头炖汤，还能多喂活两个灾民。
    反正我是打定了主意，内帑只拨十万两，多了一分银子都不会给：“爱卿啊，朕知道这件事麻烦，麻烦就麻烦在没银子上。所以才要设置赈济御史，与陕甘总督通力协作，共同解决旱灾叛军的问题。”
    说着挥了挥手，太监们随即把誊写成两份的方案呈给杨鹤和吴生生。
    趁着太监从我身边走过，我瞥了一眼太监手上的名帖，确实是吴生生没错。
    这人为啥是这么个怪名字？
    吴生生和杨鹤匆匆看完了我的方案，抬起头，有些狐疑的看着我。
    赈灾和剿匪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为表里。
    赈灾的核心是以工代赈，工赈的核心则是两点，兴修水利，并挖掘水井，重新恢复田地的生产；筑城铺路，以各个州县为中心，向外逐步整饬。也确保粮食并不仅仅是用于灾民活命，而是朝廷用于购买劳力，还能剔除部分冒领的富人。
    其中水利是用于治本的，通过水利恢复生产后，就能从根源上解决灾民吃不饱饭，只能造反的死局。
    而筑城铺路，则是临时治标，筑起坚城用于抵抗叛军进攻，在用道路连接各个城池，便于军队调动，也便于从外省调粮进入。
    剿匪则是辅助手段，如果叛军变成燎原之势，那陕甘的烂摊子恐怕没个一千万两别想收场，所以还是要把叛军驱逐到远离县城的地方，如果叛军愿意归顺，招抚之后也要就地解散，或是编入版筑队伍之中，或是分到无主的可用田地中命其重新耕种。
    吴生生放下纸，恭敬地问道：“陛下若是想工赈，发给流民的粮食就要加，且流民饥馑日久，堪用的劳力怕是不多，为之奈何？”
    我笑了笑：“吴生生不必担忧，你主持工赈时，按各工种所做之量发放粮食便是，做得多的就多发些粮食，体虚做得少的，就少发些。只要粮食供得上，饥民很快就会变成劳力。那些妇孺做不了重活，总有些烧水跑腿，缝补洗晒的差事可做的。至于粮食，朕自会想办法，爱卿莫急。”
    吴生生显然不相信我的口头承诺：“万岁，大灾之地，粮食价格居高不下，据说现在陕甘一斗米已经快卖到二钱银子了，而且民间存米将罄……”
    我明白他的意思，灾区的粮食主要靠富农地主出售存粮，少数未遭灾的田地产出，以及义仓官仓中的储备，如果交通方便，也可以让外省的商人自行支运粮食进灾区。可是陕甘并不是容易运输的身份，不论官运还是民运，粮食运进去并不简单。随着民间存粮逐渐售完，粮价会逐渐升高，原本可以买十石粮的钱，过一个月可能就只能买五石了。
    更可怕的是，再耗下去，说不定有钱都买不到粮食。
    我回忆了一阵赛里斯帝国的各种地图和文书，在脑海中构想出巨大的沙盘，陕西布政司的地图在一片混沌中浮现：“我会让户部的人，组织商队和船队，沿着渭河，汉江，陵江和各条驿路向陕西输运粮食，责成湖广、四川和河南的布政司配合户部，替你调集钱粮，应该能赶在内帑的‘十万两’花完之前，把下一批粮食运进来。兵部在临省的各个卫所也要出粮、出运粮队，支援陕西。”
    我在十万两上加重了语气，暗示他们，十万两帑金花完别想再让我当这个冤大头。
    吴生生犹豫了一阵，又拱手道：“万岁，那陕甘今年的催比，往年的欠税，是不是也该减免了？”
    你当我傻吗，陕西现在虽然遭灾了，但肯定还有没遭灾的地，免了催比，底下的小吏肯定还会去抽税，农民的税一分钱没少交，可是也一个铜板都到不了国库里。
    我从牙缝里舔出一根肉丝，难道这蠢货昨天没刷牙？背着两位大臣把肉丝抠出来，我打了个哈哈：“此事兹事体大，朕与户部、兵部、吏部、刑部、吏部、工部、都察院、六科、大理寺、上林苑详细商议。”
    吴生生的眉头也开始斗鸡了，他想不出这件事和大理寺上林苑这些部门有什么关系，我不得不又加了一句：“若是贫民确有困难，催比可缓缓，但正税还是得尽量征收，收到州府之后，就地转为赈灾粮，陕甘不能只等朝廷来救。只是恶吏定会趁机中饱私囊，粮食一定要收到县城米仓中储存发放。”
    两位大臣也挑不出什么刺，只得拿了我准备好的文书拜退。
    我已经肉痛过一回了，接下来就让户部的人头疼去吧，从多省调集粮食，少不得和地方大员交手。
    赛里斯人鼓吹什么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哪有那么好烹的，小鲜要洗菜择菜，烧锅热油，颠勺调味，哪样不是麻烦事？下厨的累死累活，某位正在黑海上看星星的猪蹄子就只会说什么“别乱治国坏了朕的江山”这种风凉话。
    你们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不干了！蒙古人和千里镜的事情你自己处理！
    便宜坊的挂炉鸭，两只，带鸭架汤的，猪蹄子你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