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他侄子魏良卿。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公爵了（宁国公），还有客氏的儿子侯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统统拉出去剁了。
    接下来，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且狼狈为奸，算半个亲戚，优先处理。
    这拨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到最后，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
    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以当时市价，合人民币六千万至八千万），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
    这两人都收了。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把他卖了。
    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
    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
    但奇怪的是，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却惊奇地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共有八等），罪名是谄附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
    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
    据史料分析，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长期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
    所以他钱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
    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
    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
    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地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地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
    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
    这位仁兄，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儿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
    可他没死。
    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
    在此之前，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酌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
    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重要。
    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
    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
    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关于这十个人，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耕，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许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涟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
    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
    经刑部、都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
    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这份判决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
    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
    皇帝表态，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
    以上十人，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
    鉴于有群众反映，以上几人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燮龙、田吉各一千两。结案。
    报上去后，崇祯怒了。
    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三五千，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
    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
    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
    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阉党。
    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们了。
    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
    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
    很不凑巧，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但他不想得罪阉党。
    按苏茂相、曹思诚、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耕和许显纯死刑，其他的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
    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
    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
    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燮龙，杀！
    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戮尸！
    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
    什么过失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五千两，都去死吧！
    曹思诚、苏茂相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却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
    “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
    “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跟我玩啊，玩死你们！
    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爌、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爌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他们，实在对不起自己。
    彻底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个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阉党的下场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
    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抽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二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的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爌，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东林党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却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就干掉了。
    但对于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锉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尊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
    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占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出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弄得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无论是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上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待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被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自有人解决他们，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治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疏，要为父亲魏大中申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疏，为父亲杨涟申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疏，为父亲周顺昌申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奏疏，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的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憷，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合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概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