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高人
    胡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
    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
    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生人，家境比较穷困。
    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
    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
    本书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
    看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
    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地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
    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账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
    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
    从童年开始，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
    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
    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
    从《易经》中，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
    而在兵法之外，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及棍法。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
    特别是棍法，他十分擅用“荆楚长剑”，据说棍法已臻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
    俞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炼剑法。嘉靖四十年（1561）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俞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俞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皆曰：愿受指教”。
    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
    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
    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俞大猷不明白。
    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
    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
    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书信，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俞大猷还是不明白。
    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俞大猷仍不气馁。
    嘉靖二十一年，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俞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推荐的人，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
    毕竟要给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
    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俞大猷行礼。
    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著。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
    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他！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也是）。
    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三百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
    在广东，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
    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俞大侠乘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唬得一愣一愣，末了还美其名曰：教习击剑。
    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
    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儿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
    参考消息
    武人不粗
    俞大猷虽然是个武人，却不是粗人。他出身下级军官家庭，自幼家贫，靠母亲杨氏做工的收入和亲友的资助，勤学不辍。俞大猷五岁时即在家乡入塾读书，还拜了当地几位名士为师，十五岁就中了秀才。此后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在清源山紫泽书院继续攻读，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后来他从文秀才转为习武，先后拜了王宣、林福、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得三家所长。到了军中还爱好写写诗歌、文章，不失当年才子之风。他所作的文章策论，后被编纂成《正气堂集》。
    折腾来折腾去，俞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俞大猷是他的下属。
    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
    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
    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
    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两万人，他手下只有三百兵，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
    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俞大猷，俞大猷不干。
    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
    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
    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
    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参考消息
    俞氏打狗分队
    尽管俞大猷在官职上不争不抢，可对付倭寇绝对是一肚子坏水，他袭营所用的招数可谓变化多端。此君特别喜欢倭寇养来看门的大型犬，经常自己掏腰包喂狗，具体喂法如下：买来整块的新鲜牛肉，放在一口大汤锅里煮了又炖、炖了又煮，待到肉熟，就拿个铁钩子勾住肉，伸到敌营去。狗儿们闻香前来，最后为了抢肉变成狗咬狗一嘴毛。俞大猷就趁机宰狗，再入营杀倭寇。他的副将对他佩服得不得了，甚至拜他为师。
    不要急，俞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参加了浒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圆满完结了。
    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不久之后，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
    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
    战后，赵文华故技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曹巡抚气得直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待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俞大猷。
    曹巡抚在奏疏中大骂俞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辅据此认定，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
    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
    不计前嫌，就是张经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俞大猷彻底郁闷了。
    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俞大猷不会再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一千余人。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十四年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著。
    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著的人，因为执著而伟大。
    俞大猷的倒霉事件簿
    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
    徐渭，正德十六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扬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的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参考消息
    南腔北调人
    徐渭曾在自己的《青藤书屋图》上，自题一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正是他对自己辛酸一生的极好概括。“东倒西歪”调侃自己很穷，只能住在东倒西歪的破屋里；“南腔北调”则表明自己特立独行，跟社会唱的不是一个调，必然不为世俗所容，只能我行我素、癫狂一生。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知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可以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画，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十分正确。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儿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