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侯平赶往辽东的时候，大明朝廷掀起了一场滔天巨浪。
    事情的起因是九月二十五日，南京户科给事中王建中上了一封奏折。
    浙江嘉兴府嘉善县六月报告，说万历九年丈量田土时，该县豪富大户朱灼等人贿赂经理人员，隐瞒田土三万三千五百亩。
    这些田都以非法手段寄生在嘉兴、秀水两县。
    由于这些隐田都不缴税粮，最终只能让三个县百姓一起平摊赔偿。
    嘉善知县查明了事情的真相，请求户部派人下去督促该浙江省巡抚、巡按等官严加查勘，限期上报。
    并请求治豪强之罪，以缓解小民被连累赔偿税粮的苦楚。
    万历皇帝同意了嘉善知县的请求。
    原本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有一个人不原意就此了结。
    李三才当即上了一封奏疏，痛陈了农民之苦。
    收获不多，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反观富商，巧取豪夺，还要逃税漏税。
    然后他在奏疏建议提高商税，以平衡日渐萎靡的农税。
    随后还附上了详细的商税征收细节。
    其中最低的商税比例都达到了十抽其一，比如印刷、米粮之类的生意。
    而高的达到了十抽其三的地步，比如字画、古玩、金、银等贵重金属交易。
    可是这封奏疏可谓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朝堂之上吵成了一片。
    只是大明朝堂有一个隐性的潜规则，没人敢在明面上为商人发声。
    也就是说，如果正面攻击李三才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被扣上一顶勾结商贾的帽子。
    可是这么大的事，不阻止又不行。
    一但李三才的税收改革真的通过了，这不就要了他们的半条命吗？
    都想阻止税改政策，但又都不敢在明面上反对李三才。
    怎么办呢？
    一时间朝堂之上乱成了一锅粥。
    几天过后，万历皇帝下发内阁走流程。
    方从哲和吴道南都不敢签。
    直到此时，一封八百里加急的书信送到了宫中。
    是前任首辅叶向高的来信，信中先是狠狠的肯定了李三才的税改政策。
    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是这样的政策如果冒然全国推广的话，只怕会引起大的动乱。
    因此他在信中建议选一个地方先试，如果确实可行的话，再推广到全国其它的地方。
    此一方案立马得到了朝中重臣大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便是要商议试行的地方放在哪里为宜。
    朝中大臣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将改革试行地点定在了通州。
    众所周之，通州是李三才的大本营。
    李三才曾经总督漕运，掌握的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
    这个位置相当于一个守门人。
    有人要从大运河这儿过，要带点什么不好说的东西，都得经过他同意。
    同样的他也有权决定，这货物是好是坏。
    要致富先修路，掌握大运河，简直就像是坐在聚宝盆中了。
    但凡是要过大运河的商人，不可能不讨好他。
    李三才为人刚正，但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交际能力也很强，不然朝中也不会有这许多他的莫逆之交。
    也知道在百姓心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获得百姓的爱戴。
    而且他的家里人也经商，虽然他自己不怎么参与，但是该有的照顾并不少。
    否则也不会传出他家有四百七十万两白银的巨款。
    这些钱，绝非他贪污腐败得来的，都是通过正当的商业手段挣来的。
    当然，这个正当只是交易正当，内里还是有很多明堂的。
    只不过这些事，肯定都不是李三才自己干的。
    所以他被认为是东林党，也就是与此有关。
    对于李三才本人来说，他本就是一个好恶分明的人。
    愿意结交的人，都是那些不贪不腐，有能力的好官。
    只是以大明的情况，不贪不腐，又有能力的好官，单凭朝廷的俸禄根本就不可能生活。
    所以他眼中的好官大多都跟他一样，自己做官，家里经商养家。
    这些人又以江南士族最多。
    最终，李三才也就被归入了东林党一伙。
    实际上他只是游离在东林党之外的人员。
    不过李家的生意的确是在东林党势力的扶持下才能大赚特赚，这点毋庸置疑。
    此时所有人都让把试点放在通州，无疑就是想给李三才最大的压力。
    而李三才也无所畏惧，通州就通州，他还不相信了，连通州就治不下来。
    十月十七日，万历皇帝以及内阁，通过了李三才的税改方案。
    “赋税新措”就此在通州开始施行。
    在施行后的第三天，李三才就被自己的儿子李元和李仁堵在了公房里。
    两人为了让他取消“赋税新措”费尽了唇舌，只是李三才铁了心的要坚持下去。
    最终气得两个儿子摔门而去，而李元更是在离去之时，骂了一句：你老糊涂了。
    这一刻，李三才只觉得自己心都碎了。
    难道自己一心为国为民，真的就错了吗？
    泪水，在这一刻奔涌而出，人也似乎在瞬间苍老了十岁，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