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位于大明宫西侧，与麟德殿、金銮殿相邻。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而以其名官，则始于唐代。
    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目前尚无定论﹐史载多见于唐玄宗时。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有词学﹑经术﹑合炼(炼丹)﹑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各色人才﹐称为待诏﹐即听候皇帝随时召见和差遣。其中词学之士最受重视。
    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拟诏制的事例﹐唐高宗﹑武后时的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等尤为著名﹐仅当时还没有设专门机构。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因此﹐他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如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又称翰林供奉。
    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比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院更接近于寝宫内殿(这是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情况﹐皇帝若住在兴庆宫﹑西内或东都时﹐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书舍人院密近)。大致由于待诏翰林的各色人才很杂﹐不能保证机密不外泄﹐故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
    学士院建立之后﹐待诏于原翰林院的文学之士仍称供奉或待诏﹐也有学士与待诏二名兼称者﹐如天宝七载(748)所立的《封北岳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题衔名为“直翰林院学士供奉”。这种待诏于旧翰林院的文学艺能之士长期存在﹐而且为数甚多﹐据《顺宗实录》记载﹐顺宗即位后﹐曾一次即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者三十二人﹐可见人数之众。而顺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诏﹐王伓是诗书待诏(见二王八司马)。
    学士本是文学儒生的泛称﹐后来随着各类机构的设置而成为一种差遣职﹐如唐代有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学士。张说入充翰林院待诏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的学士也是差遣职﹐本身并无秩品﹐都带本官﹐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书舍人充任的。初置时并无员额﹐少或一两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选。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
    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于其间起着极大作用﹐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因此被称为“内相”。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用白麻纸书写﹐故又称“白麻”﹔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用黄麻纸书写﹐故又称“黄麻”。有时翰林学士缺人﹐也临时召取中书舍人代草内制﹐但不经常。此外﹐还有专侍皇帝读书写字的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则不负起草诏制之责。
    翰林学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宝历二年(826)曾打算别置东头学士以抑之﹐由于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杀﹐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亲而疏的发展规律。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这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政情况下的产物。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此后翰林院长期存在于在中国历史中，并一直带有浓厚学术色彩。尽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动，但性质却无大变化，直至伴随着传统时代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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