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川舟点头：那收入其实还不错。有存款吗?
    保洁内心充斥着一股躁动不安，频频打量对面的人。
    何川舟一直询问她家里的事，她知道刑警是不会无缘无故跟证人聊生活的。
    可是何川舟的表情与神态都不带有任何威胁性，仿佛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在说一些寻常的关心的话，没有要发难的意思。
    纵然是何川舟这种极具压迫力的人，当她想和颜悦色地跟你聊天的时候，女性特有的亲和力与温柔感，还是能很有效地打消对方的警惕。
    女人彷徨再三，眼神四处游离，最后还是定睛直视何川舟，带着一丝决然，问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何川舟压低上身，靠近了她，似温柔的蛊惑，声音轻慢：我知道陶先勇，给过你很多帮助。生活优渥的人才会说，什么人生是一段旅程，要享受，要学会满足。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人生就是一条赛道，人活着，要痛苦，要挣扎。如果停下来了，就是满盘皆输。
    保洁摇头：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这种事情动摇不了我。
    何川舟身形往后一靠，右手手肘撑在餐桌上，长长叹了口气，唏嘘道：我也可以找你的资料。不过我甚至不用看你的资料，就知道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她犹如在念一段毫无感情的文字，复述着一个人贫乏的一生：小时候父母不支持，没念过多少书，不认识字，所以去任何陌生的地方都觉得十分惶恐。成年没多久，就在父母介绍下跟见过没几次面的男人结了婚。之后一生定了调。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劳动、活着。等到父母生病，孩子独立，生活一天变得比一天糟糕
    简单、枯燥，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波澜都来自于柴米油盐，成长过程中所有的际遇也无法赋予她反抗的能力。
    自出生起，不自由的环境就决定了她大半的人生。
    保洁打断她的话，说：你猜错了。
    何川舟脸上肌肉牵动，露出个没什么温度的笑容：我还没说完呢。
    她站起身，背对着女人踱步到厨房门口。
    黄昏时期，太阳渐沉，天空猛地黑了下来。
    夜幕从上至下地侵袭，晦暗的光透过玻璃，在案板上勾勒出凉薄与孤寂的模糊长影。
    空气很沉，闷得人难以呼吸。
    明明自己做得最多，得到的却是最少，就算这样其实你也不介意。一辈子活得浑浑噩噩，不睁眼看的话，糊糊涂涂也就过去了。伺候丈夫、侍奉父母，拉拔儿子长大。你分明没有保留地对待他们，可是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却没人愿意给你看病。
    何川舟看着厨房里的碗筷、覆着油烟的墙面，还有几盒随意扔在洗手台边上的药盒，觉得命运有时候真是极具讽刺。
    对不受偏爱的人潦草书写，随意弃置。
    管它痛苦是不是能克服;
    管它绝境是不是能转圜。
    你才五十多岁，不想死，这不是很寻常的事吗?你一边打工，一边吃药。有钱了就去医院，没钱了就躺在家里。你给他们打电话，没人愿意来看你，因为你把钱给自己花了。你活着的价值，被自己消耗了，所以你不配。
    何川舟回过头，半明半暗的一张脸，写着惋惜与同情。说出的字分明很轻，却跟惊岸的潮水一样猛烈地拍打过来。
    对吧?
    女人恍惚发觉，是她自己轻得像草一样，所以才会那么轻易地被风吹翻。
    她生活得像棵草一样。
    何川舟低缓的声音很容易叫听的人生出一股惆怅：一个人的生活痕迹跟多个人的生活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沙发上那几件老人跟孩子的衣服已经放太久，上面都落灰了。电视机边上的教材也是几年前的版本。不是你在厨房里多摆两个碗，大声一点儿说话，就可以伪装得了的。
    保洁沉默了很久，抬手一抹自己的脸，自我安慰般地低声道：他们还是会来看我的。
    何川舟的每个字都显得不留情面：极少吧，敷衍地关心几句就走了。
    保洁抬眼看她，吸了吸鼻子，又从手边堆满的杂物里翻出一包开过的纸巾，抽了两张胡乱在脸上揉擦。
    她平复着呼吸，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直到只剩下一腔伪装出来的平静，跟何川舟说：我也不想跟你讲我生活的难处，而且你自己都看见了，如果不是陶先生愿意帮我一把，我真的已经死了。他带我出来打工，给我介绍工作。我以前在他的公司里上班，做保洁员。日常是比较轻松，可是工资再高也就几千块钱。他说如果我愿意吃苦，可以辞职。他每个月给我四千保底，我再去找点别的活干，起码能翻几番。陶先生在我们村，名声一直很好的。他愿意帮自己人。
    何川舟半蹲在她面前，看着她不停揉搓着手里的餐巾纸，语气依旧平和：我知道，像陶先勇这样的有钱人，不会跟你有太多接触。他稍稍对你好一点，是因为需要你帮他做事。当然这不代表他是个好人。
    女人的眼睛里水花闪烁，反而让无神的眼神变得生动了不少，她声音夹着无法抑制的颤抖跟沙哑，说：他是不是个好人，跟我没有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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