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的太液池大部分都是人工开凿的，元代时有北海、中海，至明代又挖开了南海、修建万岁山，形成了今日西苑大体格局。不过也正是因为它是人工湖，所以与自然互相是比较浅的，湖上的船自然也就不会太大。
    所以当这群枢密院的预订官员们依次上船后，让原本还很宽敞的船舱显得拥挤了起来，恐怕船身上的水位线都上升了不少，这种感觉让朱由校不太舒服，但他还是尽力的不让自己的表情流露出来，他面南背北，端坐于上，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没办法，作为一个皇帝，就要做符合身份的事情，用现代化的话来说就是保持人设。在中华传统之中，天子就当端坐明堂，坐北而朝南，惜字如金，不辨面容。不辨颜色可以保持庄严与神秘性；而在坐姿上，马扎、布墩等虽舒适便利，但皇帝只会在私下用，因为十分不庄重，有损威严，如果这样接见大臣是有侮辱性的，放在春秋大概率会演变成弑君事件。
    朱由校扫视一周，看到臣子们都肃然坐成两列、正襟危色垂足而坐、恭敬地低头不语，虽然有的还能看出很是紧张，但所有人却都表现出了严肃恭敬与气质，坐在后面的有几个显得十分健壮，坐姿也比较粗犷，应当是武人出身，而右列的第三个则是露出一丝儒雅的气质、举止自若，蔼然可亲，很是吸引朱由校的目光，可惜他也是第一次见这些人，所以他们的长相与名字对不上。
    扫视一周之后，朱由校对这群年轻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些年轻人让他看到了大明未来的希望。（明明在场的所有人都比他年龄大，但他毕竟二世为人，算上前世的年纪，这样倒也不算过份。）
    这些年轻的官员与朝庭现有的各派系的关系都不深，但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还是有一些影子。
    历史上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论成功与否，都会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权力分配的问题一一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对权力的重新分配的行为。
    皇帝一人对峙群臣、整个朝庭，那乐观点说是自取其辱，悲观点说是自取灭亡，就算是嘉靖皇帝这种权术巅峰的人物，也只弄了一次大礼仪，后期还是要任用严嵩等人的；扶持一派大臣对抗另一派，玩平衡才是皇帝应该做的，当然派系的数量与斗争程度应该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之内，如果党争那就不好了。
    不过对于皇帝来说，那怕是党争政斗，也比臣子们“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众正迎朔”要好，如果发生了后者，那这皇帝坐得也没什么意思了。
    朱由校想要改革的话，正面士绅是迟早的事情。明初即实行“士伸优待”政策，此举有益于稳定地方，巩固统治，鼓励文化，但也促进了士绅阶层固化，经济特权带来的富贵使他们追求政治的特权，尤其是自己的爷爷万爷晚期怠政之后，各地方几乎完全处于士伸的影响之下，而且他们还贪得无厌地把爪子伸向了中央。
    而朱由校对付士绅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只有两条大的方向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向士绅放权，成立类似议会的机构，鼓励地方成立团练，正式承认士绅们的地位，将他们窃取的东西付予合法性。此类好处甚多，成效极快，是王朝续命的极佳选择一一当然也只能续个数十年命而已，即使此举使政府渡过了统治危机，最后也迟早会被日益强大的地方推翻，如东汉末年与晚唐一般的局势。
    二是集中权力，再次中央集权，打击士绅，汰他娘的：大士绅抄家灭门，小士绅驯服为犬马。朱由校更中意这个，但难度太大了，一不小心让南方士族、海商（贼）和北方军阀、晋商“一所悬命”，来个下克上了，使政府直接垮台毙命的可能性更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公共权力，为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一一税。而财政就是国家为维护并依靠它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占有一部分社会产品，从而从整个社会产品的分配中独立出来的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
    而现在，大明连税都收不上来了，整顿财政，和权力重置就更难办了。
    改革是要废除或局部的改变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但在旧秩序灭亡与新秩序建立之前有一段空档期一一无秩序时期一一再坏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
    压迫的秩序，剥削的秩序，必定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在17世纪这是空谈。而且大明现在真的不一定能撑过空档期。
    无论先辈们造出的基石有多么地坚固，一旦后人们不去翻新，迟早都会崩溃。当一个国家在走下坡路、立于深渊之前时，需要有一个人坐到驾驶位上去，勇敢地踩一脚油门，或刹车。朱由校想作后者。
    朱由校就这样一边看着枢密院年轻官员们，一边思索着。
    而众人都是第一次离皇帝、皇权这么近，他们很是紧张，低头着等待皇帝的御音。